康熙帝—传播西方音乐至中国的第一人

最近在做关于《乐理》的历史学术研究，意外发现中国第本关于西方音乐的乐理书，居然还是康熙帝下旨整理编写的《律吕正义》。虽然古时竖版文言文看得我有点头晕，但仍然兴趣盎然。我特意寻找并仔细阅读详注，从年西方关于乐理的古籍（我国当时为明代朱厚照皇帝），一直到年，汪启璋翻译苏联斯波索宾，总共近百余本国内外著作。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其中的异同与特点整理写作成为我书之序言，分享给大家。其中，找书的困难还是小事，法语和德语竟然也能连猜带蒙查词霸看过一遍。但俄语书实在差异太大就没有涉及，实为遗憾。

《律吕正义》是根据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意大利人德格力传来的乐书，最早介绍欧洲乐理知识的汉文著作。在续编总说写道：”我朝定鼎以来，四海尽入版图，远人慕化而来者渐多，有西洋波尔都哈尔国人徐日升，精于音乐……。”当时各种传教士希望能有中国人到欧洲求学，以促进天主教在华事业，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郑玛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陆德的推荐，前往了欧洲，成为中国最早到西方留学的人之一。

郑玛诺—中国留学生首次在西方教授希腊文学

郑玛诺进入耶稣会主办的圣安德肋学院深造，他用了2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欧洲学生需要四年才能掌握的课程。这让西方人感到惊讶，十分佩服这位来自中国的学霸。年，郑玛诺加入耶稣会，转入罗马公学学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和希腊语等多门课程。当时英美等国教育尚未崛起，意大利是欧洲重要的教育基地，郑玛诺所接触的，可以说是当年世界范围最顶尖的学问。

郑玛诺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留在罗马任教，负责拉丁文、希腊文法与文学，这是中国人首次在西方著名学府中教授希腊文学。此举可谓具有划时代意义，即使在近代时期，中国留学生能在西方任教的都是凤毛麟角，更何况是教授外语。这足以证明郑玛诺的学术水平之高。同时郑玛诺这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老师也让西方人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并对这个东方古国的兴趣日益浓郁。年，郑玛诺成为神父，并于年到达澳门，在圣保禄学院工作。同期年康熙帝即位。

顺治帝—听从西方牧师汤若望建议立储君

原来顺治皇帝临死的时候，只有24岁。当时他和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关系非常紧张，临死都不愿意见他的母亲。同样和孝庄皇太后出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五个皇后和最重要的妃嫔，他也一概不见。顺治甚至不让他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他指定继承皇位的是他的堂兄弟。如果事成，堂兄弟的母亲就会成为皇太后，而且会排在孝庄的前面，这是孝庄皇太后不能接受的。孝庄皇太后请了朝中元老大臣劝说顺治皇帝，但皇帝执意不改。最后孝庄皇太后想到了钦天监副长官汤若望。众所周知，天花在高寒地区的活性很低，但清朝入关后，这种病就像疫情一样，来势凶猛。汤若望当时只是问了顺治皇帝一句：“天花这个病是不是很可怕。”顺治皇帝说：“非常可怕。”汤若望继续问：“是否有合适的已经得过天花的皇子继承皇位。”顺治表示有一个康熙。顺治最终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选其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

中西历法之争—激发康熙帝对西学热情

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康熙皇帝是唯一认真学习西方科学的皇帝。康熙对于西学的兴趣相当广泛，涉及到数学、天文、地理和医学等诸多方面。自康熙二十八年开始，康熙安排传教士们每天都进宫讲课，上午讲两个小时，晚上再讲两个小时。甚至在外出的时候，康熙也会带着传教士，以便不耽误课程。他是一个务实精神，并且很自律的人，亲自定制了需要学习的科目表，选择了数学、几何、天文、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科目，并要求传教士作为他的老师，撰写授课教材。这时著名的中西历法之争，实则源起钦天监正长官的任命。当时杨光先宁愿中国没有好历法，也要赶外国人出去。杨光先团结了一批人，诬告汤若望等传教士谋反、谋逆。杨光先曾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及下方的人怎么办？难道像昆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后来汤若望关进监狱后，杨光先就被任命为钦天监正长官，但是钦天监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位，朝廷发现杨光先确实无法胜任历法推算。康熙皇帝而后组织了一个中西历法推算比赛，根据故宫日晷的指针来预测时间，一方按照杨光先的预测方法，一方则用汤若望的预测方法。结果汤若望一派一秒不差，杨光先则误差相当大。康熙七年鳌拜倒台，杨光先作为鳌拜的党羽被判诬告汤若望等人受到反坐，经赦免后回乡，并启用南怀仁。这场中西历法比赛更加激发了康熙皇帝对西学的热情，特别影响了当时的士风，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崇尚。晚年的康熙回忆当时说：他对“举朝无有知历者”“心中痛恨”，从那以后，“专志于天文历法二十余年”，并因此达到了“略知其大概，不至于混乱”的境界。据史料，在历法之争尘埃落定后的两年期间，“南怀仁神父给康熙讲解了一些主要数学仪器的应用，并讲解了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最有趣和最容易理解的东西，还专门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书籍”。南怀仁于年去世后，康熙又不间断地召用另外一些耶稣会士，继续学习几何学等西学学科。康熙皇帝甚至派遣传教士采用西法测绘《皇舆全览图》，使中国首次在世界上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三角测量，并为证实当时英国学者牛顿的地球扁圆说提供了有力的实测数据，这一工程属当时世界一流成果。

为何康熙推崇西方学术，却以闭关锁国闻名于世

随后，康熙在年发布的一道容教令，才让传教士的势力攀上高峰：“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而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进而编书《律吕正义》帮助推广西方音乐在中国发展。

然而，清朝为何发布“闭关锁国“的政策?康熙为什么在年发布一道上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让清朝直到鸦片战争之前都排斥外来文明，拒绝和欧洲交流。

从年的“容教令”到年的“禁教令”，不到3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康熙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来了个度大逆转?

原来，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七条专门针对中国天主教徒的规定。比如，中国人不能管上帝叫上帝，上天，要叫“斗斯”，不准中国人祭祖先、不准祭孔子、甚至把孔子叫成圣人也不行、家里摆个祖先牌位也不行。随后，年，罗马教皇派出大型使团到中国，要和皇帝谈谈，要求贯彻落实教廷的命令。康熙皇帝很耐心啊，先后接见了十三次使团，亲自向他们解释儒家礼仪、中国的习俗是怎么回事，同时也明确说，明确表示天主教要是这么蛮横，就不用传教了。最终双方没有谈拢，康熙只好颁布了禁教令。

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到了鸦片战争时，一下子被击破。鸦片战争的失败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科技以军事为主的巨大差距，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许多有学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对于西方科技的进步注意，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然而包括朝廷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清廷的战败并没有使其进行改革，反而继续行保守的闭关政策，引致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出现洋务运动。

清朝政府打不过，忍辱负重虚心学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訢、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局势越来越混乱。清政府的孱弱腐败，内忧外患，无暇顾及葡萄牙。葡萄牙趁火打劫，到年之后，葡萄牙人留居澳门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演变为澳门事实上的殖民地。

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容闳就是其中一位学生。他的父亲把他送到大三巴附近的马礼逊预备学堂学洋文，这是基督新教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由伦敦妇女会资助，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不收学费，管吃管住，提供换洗衣物等。

年中英交恶，时局不稳，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容闳辍学了。同年美国布朗牧师抵达澳门，郭夫人特别对布朗牧师讲，当你复课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回这几个小孩子去念书。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牧师把容闳等孩子找回，并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年底，布朗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一片寂静后，容闳第一个站立起来，紧接着是黄胜，黄宽。容闳把赴美留学的事情回家告诉母亲，母亲显得不高兴，在容闳四次请求后，终于潸然泪下地答应了。布朗先生与校董商量特批了容闳在美经费，还提供了容闳父母两年的家族生活费。???????????????????????????????????????年1月初，布朗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他们从香港启航，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驶向美国的东海岸，惊涛骇浪中的九十八个日夜，是容闳八年留学生涯的开端。

容闳—中国留学美国第一人

三名中国孩子都进入了当时美国东部著名的孟松学校。布朗牧师将容闳等三人托付于他的母亲。布朗牧师的母亲照顾他们极为周到，每顿饭都一起吃。只有当布朗牧师的妹妹丈夫故去，她带着孩子寄居于母家，所以才没有空余的房间容纳容闳三人住，另外租住在布朗牧师对门。容闳回忆道：“彼时膳宿、燃料、洗衣等费，每星期苟得一元一角之美金，足以支付一切。”家务清扫整理、劈柴、生火等，必须自己料理。容闳的住处到学校大约半英里，每日需要往返三次，虽然严寒雪深三尺，也得徒步去。如此长日运动，增进了容闳的胃口及食量，他觉得是非常好的锻炼。孟松学校是新英格兰的名校，建校的宗旨就是专门为那些立志要进入大学的年轻人做各种准备。容闳进孟松的第一年，没有想到以后要进大学。因为出发的时候，只是准备在美国学习两年，年返回中国。来美一年后，年龄最大的黄胜因为身体原因提前回国。只剩下黄宽和容闳两人，毕业之际，两人在租住的房子里商量讨论以后怎么办。在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帮助下，写信给香港寻得资助，说两人毕业后可以免费去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原来伦敦传教会给了黄宽（资助）到爱丁堡去念医科。容闳却执意留在美国，因为他希望自己能够进入布朗牧师的母校耶鲁大学。但他被经济状况所困扰，开始的时候，有教会说，如果你愿意回国做传教士，我们会给你提供资助，但是他不想成为传教士，所以他拒绝了教会的帮助。容闳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中国者为之。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而后，布朗牧师为容闳争取到一个妇女会的资助，使他能够进入这所著名学府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的容闳，对于中国之腐败情形，时常为之怏怏不乐。知识学得越多，人的道德，考虑的范围也就广泛了。他觉得中国的老百姓这么痛苦，受那么大的压制，他没有受教育以前都不知道，就只是自己过日子。容闳接受教育之后，他觉得这种情况是不能忍受的。容闳自己现在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就应该使他的同胞，早一点摆脱这种处境。容闳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孩子，能够像他一样出国留学：“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在留言纪念簿上写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的同学为他写道：“我等待听到，你在未来中国历史上创下的大业。”年容闳回国后，去香港学习过法律，做过上海海关翻译。他在经营各种事务的同时，都在通过各种方式结识当时的达官贵人，从而接近自己的理想。“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实为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终于，容闳的两位密友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极力推荐了这位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才。年曾国藩在安庆大营约见容闳。

试图拥有世界目光的曾国藩

曾国藩很早就清醒地洞察了中国闭关锁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深重危机。有一幅画名为《侍文公看地球图》，图中，曾国藩坐在太师椅上，望着儿子和女儿，并指点端详着一个硕大的地球仪。这样的情形，在当时高层官僚的生活中绝无仅有，它不仅让人看到曾国藩教子的苦心，更能感受到他试图拥有世界目光的良苦用心。年，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从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些城市，出现了一些从未有过的新事务，例如：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年李鸿章筹办上海江南制造局；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年崇厚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同时洋务人才的培养也逐渐开始，年福州城南定光寺，从晨钟暮鼓的古刹里，传出小孩诵念ABCD的声音，这是左宗棠和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船政学堂全部采用西式教育，由当时世界上造船技术和驾驶技术分别占据领先地位的法国和英国教习执教。然而，当洋务官员在京城开办了京师同文馆，请来洋教官准备开设外语、天文、算学等西学内容，并决定招收科举出身的官员来学习。此议一出，立马引起轩然大波。让科举正途人员去师学洋人，简直是奇耻大辱。一位御史率先发难，认为要自强，用尧、舜、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才是最重要的，“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同时给同文馆扣上了变而从夷的大帽子，并警告变革将会使中国人通通归于外国。

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会选谁？

公元年8月5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西方人在军事实力的背后，有包括地理、数学、天文、制造等多种知识。他们重视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把学有所成之人请到学校。他们把陆军和海军的建设，看作身心性命。今天我们中国要仿效他们的成功之道，最紧迫的是应当选拔聪颖子弟到海外留学，努力钻研，以实现皇上逐步自强的夙愿。”年清政府决定，选派聪颖幼童赴美留学，计划每年派出幼童三十名，四年共计一百二十人。学习军政、船政、布算、制造，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熟，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学制为十五年，幼童出洋的所有费用由政府承担。大清国第一次官派留学招生工作开始了。留美幼童李恩富回忆道：“当时中国没有报纸，所以消息也只是在京城和一些沿海城市散布开来。”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多少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远涉重洋，如今更是。但朝廷立志要选派出真正的聪颖幼童：“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当时曾国藩定幼童留学条件比较宽泛，只要不贪、不偷，比较老实，本分人家的孩子，聪明就可以了。李鸿章提的条件不一样，需要出身清白，人的思维要敏捷，学东西要快，长相还要好，体面才不至于影响国家形象。名字起得不好的还得改，不雅训者，要责令家里改名字。如此苛刻的要求，在当时的中国，又有谁家的父母甘愿送孩子出洋呢？年9月12日，一艘名为“中国号”的轮船，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奥特兰港，30名大清幼童们身着统一的长袍马褂，井然有序地走下轮船。《纽约时报》这样写道：“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清国学生，非常年轻，他们都是很勤奋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优秀，要比任何先前到美国访问的清国人好看得多。”他们初到时，完全还是孩子。每个人梳着几乎拖到地板的乌黑发亮的辫子，脚穿着白色厚底的布鞋，身上穿着长长的丝质棉袍，美国人分辨不出他们的性别、年龄。容闳考虑到如果把这些幼童集中在城市里边，他担心他们会受到不良习气的沾染。容闳希望这些幼童分散到离这个风气不太好的城市、社区比较远的美国人家庭里面。名幼童最后分散到54个家庭，这也是最早的留学生homestay的形成原因。中国学生居住的美国人家庭大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房子。这些家庭的男主人多半是医生、律师、小生意人，或者拥有一些小型的产业，为一些公司服务。总之，他们自己不是底层的工人。他们多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或者说是一些生活得成功的人。康州的大卫巴特拉教授家曾接待过容闳，现在巴特拉已经故去，巴特拉太太和三个女儿住在一起。在他们家居住的四名中国留美幼童日后在中国晚清政坛全部地位显赫。他们是后来长期做张之洞幕僚，后为晚清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长期做袁世凯幕僚，后为北洋大学首任校长的蔡绍基；多年任盛宣怀秘书，曾任招商局经历的黄开甲；终身服务中国矿业，任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的吴仰曾。

梁敦彦

蔡绍基

黄开甲

吴仰曾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人还很习惯地认为他们自己是外国人。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德国人、爱尔兰人、非洲人。那时的美国人非常容易接受外国人，特别是孩子，认为中国留美幼童是客人。

中国赴美留学幼童尽情施展才华

年，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这次博览会，大清国成为三十七个参展国之一。中国的留美幼童随康州教育局参展团，光临了这次百年盛会，并在博览会上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在这次博览会上，李垚巧遇前来参观的中国留美幼童：“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举止有外洋风派。”李垚问稍大一些的中国留美幼童，参观这样的博览会，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幼童回答：“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赏，可以增长见识，那些新机器的好技术，可以仿行，又能增进各国友谊，益处很大。”李垚问他们什么东西最好？幼童回答：“外国印字法，中国雕牙器。”李垚问他们：“想家吗？”幼童回答：“想也没有用，只有专心攻书，总有一天能回家的。”李垚问：“你们怎么穿起了洋人的衣服？”幼童回答：“不改装有时不方便，我们的规矩是只有不剪发辫，不入教堂两件事。”李垚耳闻目睹了中国留美幼童的言行，感慨万千地写到：“西学所造，正未可量。”然而，史锦镛到金山后，剪辫改装，留学事务局认为情殊可恶，幼童出洋肄业，原期造就人才，若皆如史锦镛之剪辫改装，以国家有用经费豢养若辈，前功固已尽弃，后患何可胜言。年，由于被认定为西化过于严重，史锦镛和另外三名幼童被提前召回了。在将一批学生送往欧洲学习军事之后，李鸿章又致信给康州的中国留学事务局，命选派资质聪颖幼童学习法律和矿业，同时指出，不要学习传教、医学这两个行业，因为中国不需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幼童从中学毕业，准备进入大学，幼童的各项花费也日益增多。按照当年容闳所作预算，此项留学计划共需银两一百二十万。光绪三年，事务局上书朝廷，称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物价腾飞，留学经费短缺，请求增补。当时亏空四十九万八，眼下总理衙门和各处协商增拨经费一事，均表示十分为难。李鸿章最后表示从海防项下给予拨款二十八万两银子，说：“本大臣重念此举关系自强之计，不可中废。幼童远涉重洋，不妨格外体恤，增一分费用，必期一分效用。

清政府紧急撤回留学生

年，吴子登作为中国留学事务局新监督，在美国哈特福德报发表了一封英文公开信。信中写道：“谕告诸生等知悉，我国家作育人才，不惜巨努，送尔等肄业，无非期望尔等学业有成，上可报国临民，下可光宗耀祖，为尔等终身之计，试思中国人家子弟，若万千，若千万，岂易得此美遇。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吴子登的到来，预示着留学事务局的命运即将完结。留美幼童容揆回忆道：“一个人如果对他所见的西方事物都横加排斥，以维护他那一套枯燥的理论，你还指望他能作什么？当他发现我们居然胆敢望着他的脸，而且对他说的每一句话并不是那么唯唯诺诺的时候，他简直有些震惊了！”吴子登颁布了新的清朝公告：“所有美国的老师，我们希望你们注意，不要教我们中国学生，下列这些课程，中国学生不需要学美国的地理，不需要弹钢琴，写英文诗歌。

年，留美幼童组成的棒球队合影。

一开始基督教对他们来说非常遥远，留美幼童并没想到去接近它，而且他们也被警告过要远离宗教。但是，他和一个经常出入教堂的家庭住在一起。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的时候，他绝不和他们去教堂，后来他随着一起去，可能是很不愿意的，但慢慢地，他习惯了。他开始和威尔太太一家一起去教堂，就像他们家的另一个孩子一样。年容揆高中毕业公然宣布自己加入基督教，并剪去了辫子。因为剪辫子，入基督教，容揆和谭耀勋被中国留学事务局提前遣送回国。然而，他俩竟然跳下遣返火车，抗拒命令，脱离中国留学事务局。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斌奏折中写道：“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家书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洋局废弛，请饬严加整顿。”吴子登上奏：“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他说，学生在美国，专门喜欢学习美国人的运动游戏。读书时间少而游戏时间多，这样的学生，如果让他们久居美国，必然全部丧失爱国之心。他日即使能够学成归国，不仅于国家无益，而且还会有害于社会，从为国家谋幸福的角度来考虑，应当从快将留学事务局解散，将学生撤回。”

李鸿章依然重用归国留学生

年秋天，全部幼童分三批回到中国。为防止幼童逃脱，他们被一群水兵押送到道台衙门背后的求知书院，这里已经关闭了十年，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幼童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的一块木板。入夜，幼童可以清楚的看到潮气从地缝中升起，浸透衣衫，似乎只有睡觉才可以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在国内，留美幼童被认为是“有害于社会和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一回国即遭到新闻舆论的谴责和辱骂。年9月29日《申报》写道：“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遣诸学徒出洋，熟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言水师兵法等事。”同期，《纽约时报》写道：“大清在我国实施的教育计划，十年来，我们认为是非常成功的。这些年轻人懂得电报技术，而大清国境内不准许哪怕是一英里电线的铺设。他们已经熟知铁路施工程序，而天朝盛国疆域内唯一一条铁路已经被政府收购并拆毁。”一些强有力的官员给皇帝的奏折中，往往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洋务，无非是要企图变法。他们说：“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照洋务派的做法，就会抛弃了礼义廉耻，把洋人的学问当成宝贝，人人争相崇洋，洋枪洋炮有了，可谁愿为国献身呢？在幼童赴美学习的十年间，中国的洋务运动在变革的道路上，留下了令后人叹服的足迹，在第一批幼童赴美当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人第一个与洋人争利的商业集团，它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年创办开平煤矿；年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年铺设中国第一条铁路，洋务人员需要大量的人才。第一批回来的二十二个人，留了一个在上海，李鸿章把其余的二十一个人都送往天津电报学堂学电报。早在年，丹麦大北公司铺设了由香港到上海的海底电线，可是在上海不能获准上岸，只得改装一条旧船在吴淞口当浮动电报站。铺设电线和铺设铁轨一样，被顽固派视为破坏风水，大逆不道之事。年，分配到开平矿务局路矿学堂的吴仰曾，在李鸿章的安排下，被送往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学习。在离开美国前，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矿冶。回国七八年，幼童已经长大，从外形上他们完全改装。一段特殊的经历，让他们定期聚集在一起，一如既往地欢度西方的节日。他们更愿意使用英文进行书信交往，他们之间的称呼仍然沿用在美国留下的绰号。

年留美幼童最后一次聚会

清政府转向日本官派留学生

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于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这场战争以大清惨败告终，东方两个传统大国在亚洲的地位从此互换。甲午中日战争充分地展示了当时大清战船技术落后，大清决定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去学习他们的技术。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中国于年春夏之交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共13人，他们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吕烈煌、冯訚谟、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他们的年龄从18到32岁不等，是总理衙门通过考试选派的。风气一开，就有官费或自费学生陆续前往日本，但人数较少，远未形成规模。三年之后，清政府又派遣了第二批40人次的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

唐宝锷

实际上，中日两国有着十分源远的文化交流史，早在隋唐时期，日本就曾派遣过遣唐使前往大唐学习中华先进的政治、文化经验。通过这次学习，日本不但将中华先进的文化精华原封不动地搬运过去，至此之后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和风俗逐渐趋同。

遣唐使

日本历史上不以学习外国为耻辱，日本以学习外国并且超过外国为光荣。他们原来可以全部学习中国，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中叶，当亲眼所见西方冲击下，清王朝腐朽中空的真相后，日本敲响了富国强兵，加速变革的警钟，这个一贯擅长向别国学习的国家，把目光投向了欧美等发达国家，他们到英国学习海军和海上贸易，到德国学习军队组织和药学，向法国人学习他们的法律和政府组织，向美国学习如何经商。整个世界最优秀的部分，成为日本人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对中日之间“师生”关系的这一变化，日本人颇感惊喜，大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得意。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年8月20日出版的《太阳》杂志上发表《关于清朝留学生》的长文，其中有云：“中国这个衰老帝国，过去昏昏欲睡，奄奄一息，自从甲午一役以来，益为世界列强侵凌所苦，如今觉醒过来，渐知排外守旧主义之非，朝野上下，奋发图强，广设学校，大办报纸杂志，改革制度，广用人才，欲以此早日完成中兴大业。今日清朝派遣留学生来我国，最先虽或因我国公使领事劝诱所致，然实亦气运所使然……清朝于四五年前，仍对我轻侮厌恶，今一朝反省，则对我敬礼有加，且以其人才委托我国教育，我国应如何觉悟反省一己之重任？”在地方督抚中，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倡和支持留学最力。他在年3月著《劝学篇》，鼓吹留学。他指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湖北和湖南两省赴日留学者远远多于其他省份。

张之洞

张之洞提到了一个现实的优势：清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前往日本的路途和时间较短，除了能够节省路费之外，也有利于增加留学生往返两国交流的次数。而且，就当时国际形式而言，日本虽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远不如西方。但在国情方面，中日两国也较为接近，两国同样是在近代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也同样有过向西方学习的经历。而两国在学习效果方面却是截然不同的：日本通过这次学习战胜了曾不可一世的大清。日本短短几十年由弱变强的经验，对于摇摇欲坠的大清来讲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光绪帝心向维新，却力不足

当时大清的皇帝载湉，年号光绪，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年1月），被两宫皇太后立为帝。起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光绪七年（年）慈安太后崩逝后由慈禧太后一人垂帘。光绪十五年（年），载湉亲政，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19世纪末，尤其是载湉亲政时发生的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取得“租借”海港和筑路、开矿等重要投资特权，并且划分“势力范围”。

清光绪帝-载湉

这时，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潮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例如，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年2月23日）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出生的梁启超，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与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光绪十六年（年）春，梁启超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光绪二十四年（年），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梁启超为总主笔。

梁启超

容闳早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只是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依靠，现在一股要求制度变革的政治力量，突然崛起，并对容闳表示支持声援，容闳与康有为，梁启超常来常往。实际上当时给光绪的很多诏书都是来自于容闳。

梁启超等有志之士酝酿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打算依靠袁世凯牵制住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一股势力，但反被袁世凯出卖，从此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整个维新不过历时天，故称“百日维新”。政变后大权再次落入慈禧太后手中，对外宣称光绪帝罹病不能理事，实将他幽禁于西苑瀛台，成为无枷之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天的变法失败。

义和团愚昧笼统排外

在西方商品倾销造成的生计困难，以及西方教士活动增多，造成的教法冲突频发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广大民众反对和仇视外国的情绪日益高涨。随之，19世纪末在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起因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当地的教民在洋人的撑腰下，在该村的玉皇庙地基上建起了教堂，由此村民、教民之间就因为新旧信仰不停的争执。梨园屯村民在当地士绅的带领下捣毁了教堂，并向县、府、道各级衙门控告教民。后由冠县县衙调和，提出县衙出资二百两，让教民另选地方建立教堂。可当地教民认为村民捣毁教堂的行为十分野蛮，进一步向官府控告村民是乱党。梨园屯村民知晓此事后，便前往教堂理论，结果双方争执之下，教民开了枪，由此更激化了矛盾。在与洋人、教民、官府的不断斗争中，树大招风的义和团也明确“以仇天主、耶稣教为宗旨“的行动纲领，为了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信仰上与基督教抗衡，义和团在《团匪莠言》中开始明确提出，义和团众拥有法术，且师从“某地仙处……学得金丹之秘法与拳法，此金丹者服之入水不溺，入火不毁，刀枪不能伤“，这样的噱头也成了义和团裹挟乡野村民的宣传旗帜。义和团采取笼统的排外主义，主要针对西方及其在华附庸以及和西方文明成果有关的科学器物和相关人士，并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客观上对中国的近代化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毁坏铁路、拆毁电灯。清政府中，亦有当权派企图利用义和团来应对它所面临的列强威胁。义和团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毫无章法的社会暴乱。为了拯救暴乱中的本国侨民，也为了惩罚中国，八国组成联军攻陷了北京。这是一件维和事务与侵略实质交织的历史悲剧。年5月底，八国联军一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加紧镇压，一面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清政府慈禧太后在逃跑途中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乞和，后再派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共同协商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当时的每个中国人人均一两。这一国际赔款史上最大罚单，几乎一夜之间把贫穷的中国人打入了永世不得翻身的深渊。为此，西方主要国家的有识之士对之深怀忧虑。他们担心中国有朝一日繁荣富强了，会怀着深深的仇恨报复西方。子子孙孙恩仇无尽，这并不是东西方文明必须要面对的结果。

大转机！赔款变成留学经费

美国所得赔款本息相加共计多万美元。年底，美国政府经过调查，发现本国原索赔额度虚高，认为“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万美元，所余0余万元其实是多余的赔款”。作为当年赴美留学的幼童梁诚闻讯后，他立即抓住机会向美方提出了降低赔款数额的要求，并多次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交涉，提出：“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

梁诚（左）海约翰（右）

听完梁诚的话之后，约翰陷入沉思，久久不语，仿佛心中在酝酿着什么。从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来看，可谓是内忧外患，巨额赔款让清政府的财政陷入枯竭，多个外部势力仍然对中国虎视眈眈。面对这种情况，若清政府倒下则会失去控制中国的机会，如果将退款作为“诱饵”，继续与清政府保持紧密联系，美国才能够长期获益，甚至还能为以后进一步控制中国做出铺垫。海约翰答曰：“贵大臣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表示了对梁诚倡议的支持。次日，海约翰便让驻华大使柔克义起草了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这一事实，我建议授权行政部门通知中国政府，此后美国只要求赔款总数的一半。”得到海约翰的首肯后，梁诚遂电告外务部，建议清政府将对美的外交重点放在争取赔款核减上。事已至此，似乎退还赔款已经顺理成章，可怎料风云突变，中国发生了粤汉铁路收回路权事件和广东美国传教士被杀事件，美国也同时爆发了排华运动，引发了中国国内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使得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美方开始以各种理由拖延讨论退还赔款事宜。梁诚在美多年，深知美国政治运行模式，因此，他通过多种渠道争取美国各界的支持，频频招待记者，四处奔走演说，游说国会议员，请求他们支持中国的退款要求，利用报刊舆论对美国政府和时任美国总统的老罗斯福施压。老罗斯福面对着成船成船的白银，从一无所有的中国运出，赔付给各国，心有所感，特意邀请明恩溥到白宫做客，倾听这位中国代言人的意见。

老罗斯福

明恩溥建议庚子赔款转为官派留学经费

明恩溥正是在中国活动较多的一位西方传教士。年，明恩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的小镇。年，这位二十七岁的美国青年获得了纽约联合神学院的学位，随即携带着新婚妻子简·迪肯森来华，来到了大清王朝统治下的积贫积弱的中国。起初在天津学习中文，年到了山东西北部的一个小乡村—庞庄进行赈灾传教。不想，这一待就是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创办了几座小学、医院。他还兼任一家老牌在华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通讯员和专栏作家，孜孜不倦地完成了若干著作的写作，诸如《中国文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在动乱中》、《王者基督：中国研究大纲》、《中国的进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汉语谚语俗语集》等。这些著作中，最富盛名、影响力最大的，当属这部《中国人的性格》。这部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知之甚少的书，当年在西方是最为畅销的中国入门必读。

明恩溥

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老罗斯福总统读出了怜悯。这位非常容易被文学作品感染的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强势总统。他深受美国人崇拜，成功化解了国内的劳资危机，开凿了巴拿马运河，挑战了黑幕重重的金融体制，支持“扒粪者”揭露黑幕，调停了日俄战争，倡导环境保护，并获得了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明恩溥则在义和团运动中九死一生、侥幸逃脱。他曾经不断地给外界以警告，提请中国和世界都注意中国人的处境，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年初，老罗斯福亲笔写信给明恩溥这位受美国人尊敬的中国专家，谈论《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并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我感到我已经超出了我所读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真实信息，比任何书都多，这时我读过的有关中国问题最好的著作……我深深同情于中国人民的处境。”年3月6日，明恩溥从中国乡村不远万里来到了美国白宫，会见自己的这位超级读者。那时，明恩溥已经60岁了，他须发皆白，因为在中国这片保守苦难的土地上待得太久而身形消瘦，眉宇间有一种美国人所难见到的饱经风霜的气质，同时又充满智慧与儒雅。他向后梳理着头发，胡须打理得井井有条，目光炯炯，神情坚定，气质高雅。大权在握的罗斯福总统见多识广，与无数的国家元首、世界各界杰出人士会过面、打过交道。但一见明恩溥，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庄严，以至于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位从中国乡村来的神父让他联想起慈祥的父亲，不得不尊重与信任，从没有一个君王、皇帝会让他产生过这种感觉。总统开门见山地询问明恩溥，他应该如何处置同中国人的关系。明恩溥说一切都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写着，他说中国刚刚经过内乱，中国人很苦，生活很艰难，一个良善的国家不应趁火打劫，而应充分巩固好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罗斯福总统被他这个简单明了的原则给击中，他从办公室后面一跃而起，开始在办公室内步巡。罗斯福问，难不成扣除掉我们实际应该得到的赔偿之外，把多余的赔款全部退给满清政府，一退了之?明恩溥摇了摇头，他比任何中国人更了解他们头顶上那个所谓的朝廷与政府。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他详细地分析过中国的贵族，士人、官僚与差役们，他知道他们的见识，他们的眼量乃至他们的腐朽。这一笔收刮自民众的赔款，简简单单地被退还道官僚们手中，无异于养入狼口。如何发展中国，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时反反复复地思考过，他有着最坚定的要求、最大的信心和最周全的思考。这次上天给与他这个机会，虽已年过六旬，他立刻被点燃，以他固有的“灵活机动的演说”，细致地描述了他的计划：尽管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工厂、铁路网、电报邮传网、金融，但中国人没有变，中国人的性格没有变。因此，得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让中国民众受益，为中国建大学、建医院、建立医学院，建设公益事业，为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打开长期而稳固的非官方通道，给中国人学习文明的机会，培育他们巩固自身文明的能力—这是一揽子的“振兴中华”的计划。明恩溥这个美国牧师之子，比当时任何号称爱中国的满清贵族、维新党人乃至革命党人都要仔细。他说，这代表大多数在华传教士的意见。老罗斯福总统的热情也被明恩溥点燃了，他一边兴奋地来回走着，一边不断地嘟哝着：“我完全同意你的建议，现在告诉我，你让我作什么？我就去做！”明恩溥从容而周详地说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奠定了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原则，其结果，至今还发挥着重要影响。

就在明恩溥的建议之下，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开始退还一半的“庚子赔款”，在当时折合一千一百万美元。对于这些退款的使用，美国还提出一项规定，要求从退款的第一年开始，每年向美国派遣名留学生，他们的留学费用从退款中扣除。也就是说这些退款并没有回到清政府手中，只不过是换了种方式被美国利用了而已。当时根据美国的计算，连同利息在内的退还金额为万美元，分32年完成退还。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建立

这种“先赔后退”的方式让美国完全掌握着这批退款。此外，双方还达成协定，这批退款除用于派遣留学生外，剩余的部分退款将用于清政府在北京开设一所留美预科学校，建立医院，而未用完的退款将被当作清华基金，交由美国外交部掌管，用于资助那些有志于学习西方文化的青年学子赴美学习，等等。其中留美预备学堂被命为“清华学校”，就是至今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民国著名文人胡适，就是因退款而得以留美。美国还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其中包括燕京大学。这些学校建立的目的是为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提前熟悉课程，以免到达美国后难以适应。几代的中国精英，都是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他们已然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美国开了头，其他国家也效仿。英国全部退还赔款，款项专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法国退还余额总数为39.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万余元。比利时、意大利、荷兰也相继退款。但荷兰指定退款用于水利事业65%，文化事业35%。被送往美国留学的孩子们虽然学习到了美国先进的经验和想法，但面对思想落后，腐败不堪的清政府，他们即使想回国报效也未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学校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为中国培养了诸多优秀人才，他们为日后中国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意义之大不言而喻。

民国时期—留学欧美者的音乐专门人才

《萧友梅音乐文集》中“十年来的中国音乐研究”。在这篇文章里，萧友梅罗列了留学欧美者的音乐专门人才。

理论作曲科——王光祈（德）、萧友梅（德）、唐学咏（法）、陈洪（法）、黄自（清华出身，美）、吴伯超（北大出身，比）、萧淑娴（女子大学出身，比）李惟宁（清华出身，法、奥）。

钢琴科——王瑞娴（上海中西女学，美）、邱真蔼（同上）、夏璐德（同上）、黄倩鸿（美）、张玉珍（美）、李献敏（国立音专出身，比）、裘复生（音专出身，英）。

声乐科——李恩科（清华出身，美）、周淑安（同上）、应尚能（同上）、赵梅伯（沪江大学，比）。

小提琴——马思聪（法）、李丹（法）、戴粹伦（音专出身，奥）、徐锡绵（音专肄业，比）、罗炯之（北大，法）。

音乐师范科——韩权华（女子大学出身，美）、李抱忱（燕大出身，美）、李惠年（北平艺专出身，美）。

专修科目未明者——冼星海（音乐院肄业，法）、熊乐琴（同上，比）。

向这些音乐留学生前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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