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嘉靖八年（)中文文献出现“蚝镜”一词算作澳门历史开始的话，那么澳门有文字记载的史就已经走过了多年；如果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门并开始建立澳城算起的话，则澳门城市的历史也已走过了多年。不管是年还是年，对于澳门这座小城来说，其历史之悠久，足使其居民引以为荣。然而，迄至今日，这一悠久的历史并未产生一部“信史”。虽然中外先贤及当代历史学者在近一百余年间都曾努力地去重现与建构一部澳门“往昔”的历史，但是，这些重现与建构在主观和客观上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致使其著述不能成为澳门历史的“信史”。尽管如此，他们的努力与成就仍值得我们尊重和记忆，他们是：印光任、张汝霖、龙思泰（A.Ljungstedt)、庇礼喇（A.F.MarquesPereira)、菲尔南德斯（J.GabrielB.Fernandes)、法兰萨（BentodaFranca)、波乃耶（J.DyerBall)、徐萨斯（MontaltodeJe-sus)、博克塞（C.R.Boxer)、白乐嘉（JackM.Braga)、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文德泉（ManuelTeixei-ra)、潘日明（BenjamimVideiraPires)、周景濂、张天泽、张维华、戴裔煊、黄文宽、萨安东（AntónioVasconcelosdeSaldanha)、索萨（G.B.Souza)、瓦莱（A.M.MartinsdoVale)、罗理路（R.M.Loureiro)、施白蒂（BeatrizBastodaSilva)、马奎斯（A.HdeOliveiraMarques)、梅斯基塔（GoncalodeMesquita)、霍启昌、黄启臣、邓开颂、黄鸿钊、费成康、万明、谭志强等。如果我们不要求对澳门以往历史的正本清源、追根到底、明了真相的话，如果我们允许澳门的历史可以存在大面积的空白和长时间段的“无历史”的话，那么，上述的研究成果和著述就足以令人炫目，满足一般的知识需求了。然而，历史是科学，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澳门需要一部“信史”。何谓“信史”？即以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使用第一手资料或第二手资料进行研究和考证而完成的客观、准确、全面、系统的历史。我们编纂《澳门编年史》的目的即在于此。当然我们知道，完成这部“信史”绝非易事，但会竭尽全力朝着“信史”的方向努力，希望能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一步一步走近“信史”。一在我们之前，施白蒂女士出版过与本书同名的《澳门编年史》。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人家出过，为何你们还要出？这就有必要对施白蒂的《澳门编年史》进行评说。葡萄牙人很喜欢以编年史的形式来编纂历史。早在16世纪，即有著名的巴罗斯（Jo?odeBarros)与库托（DiogodoCouto)的两部《亚洲旬年史》；从19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就已经开始编纂澳门编年体史书。苏一扬（IvoCarneirodeSousa)教授称：“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从欧洲中心观或葡萄牙中心观来选择地撰写澳门历史，并对此进行教育和推广的倾向已经出现。在此时期，出现了那些起始于16世纪初，按照年月来“公正地”叙述澳门编年史的大部头著作。”年由庇礼喇编写的《澳门历史及中国与基督教人民关系大事记》开创了这种编年史的先河；年菲尔南德斯因袭庇礼喇的著作，完成了《澳门历史札记》一书；年法兰萨完成《澳门历史补遗》；年波乃耶完成《澳门：圣域，东方宝石》；年高美士完成《澳门历史大事记》；-年间文德泉神父又先后完成《16世纪的澳门》、《17世纪的澳门》和《18世纪的澳门》。施白蒂的五卷本《澳门编年史》就是在上述编年史的基础上完成的，尤其是文德泉的16-18世纪的澳门编年史，几乎是施白蒂书前两卷的大部分来源。从19世纪到20世纪前50年的两卷，施白蒂则利用其担任澳门历史档案馆馆长的便利，开始较大规模地使用馆藏的《澳门政府宪报》及政府和民间收藏的葡文档案，为19-20世纪的澳门历史公布了大量的新资料，展示了许多前人未知的史实，这是施白蒂著作的核心价值所在。澳门基金会后来组织人员将施白蒂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所以其《澳门编年史》在中国学者的澳门史及中西关系史研究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也被中国学者广泛接受与使用。但是，限于当时档案史料披露程度、史学研究推进的深度，时代背景以及作者不懂中文等因素，施白蒂的《澳门编年史》是一部存在着严重缺失的澳门史著作，其中文译本存在问题更多。经过粗略梳理，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该书完全是从“欧洲中心观”或“葡萄牙中心观”来选择性地撰写澳门历史。全书的主体除了来远东开拓的葡萄牙人及澳门土生人外，其余就是经澳门入华的欧洲传教士；在施白蒂的史笔下，欧洲人是澳门的绝对主体，澳门史就是一部葡萄牙人的“殖民史”。甚至称，莱奥内尔·索萨（LeoneldeSousa)、狄奥戈和吉略麦兄弟（DiogoeGuilherme)、佩德罗·巴莱托（PedroBarretRolim)及贾梅士等人“创建”了澳门。而她完全无视明清时期长期对澳门拥有领土主权的中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在澳门制定的法令、规章和中国官员对澳门具体管治的事实。对于一直是澳门社会人口主体的华人、华绅与华商，施白蒂在书中基本不提，或是轻描淡写。一部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而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中国政府，忽略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这是完全不尊重澳门客观实际且极为偏颇和错误的史观。第二，由于施白蒂不懂中文，又没有借助对中文资料的翻译，故在洋洋五大卷的通史中竟没有使用一条中文古籍文献、中国政府档案、中文报刊及中文金石碑刻方面的资料，更不要说使用中文资料来核对与考证葡文资料的正误。极为重要和珍贵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收藏的中文澳门档案及天主教档案，在书中未有表现和利用，虽然在参考文献中提到了《明史》《澳门记略》及《香山县志》等书，但并未见其在正文中采用上述中文古籍史料来进行编年史的编纂。不使用中文档案文献而完成的澳门史，不使用中葡文献档案互证的澳门史，其所载史实的可信度是根本无法保证的。这就是施白蒂著作存在的最大缺陷。第三，施白蒂书16-18世纪部分虽然没有注释，但经过核对，其文字主要来源于文德泉、潘日明、龙思泰、徐萨斯、博克塞及热苏斯·玛丽亚（JoséJesusMaria)等人的著作，而以文德泉的著作为主。这一时期最原始的文献，如巴罗斯的《亚洲旬年史》库托的《亚洲旬年史》《广州葡囚信》《葡萄牙人发现征服印度史》《印度传奇》《方济各沙勿略通讯簿》《季风书》《平托信札及其他文献》《耶稣会会士在亚洲》《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志》《多明我会中国传教志》，《中国风物志－16世纪文献集》及葡萄牙、西班牙档案馆与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澳门的16-18世纪的档案多未采用。正是由于在史料搜集上的贫乏－－这种贫乏，不单是指中文史料的缺失，即使是西文资料的认真开掘与利用，施书也是做得极为不够－以致对这一部分历史叙述得极为简略，16-18世纪年的历史，仅占16万字的篇幅，有很多年份根本没有历史记录，有些年份则仅有一行字。其中澳门重要史实缺漏之多，当以千百计。第四，施白蒂书关于19世纪及20世纪前50年的编年史虽然大量地引用了澳门政府各机构的档案和《澳门政府宪报》及其他葡文报刊，提供了许多澳门历史事实的重要信息，但书中公布的档案十分简略，有的仅提供一个目录，如“年1月21日，关于一种中国幸运博彩白鸽票的规定”；“年6月3日，成立一个委员会，审议关于颁布什一税和其他税项的法令”；“年6月，澳门华商向总督说明修改葡国商法的理由”；“年，关于混合教育的第号省训令”；“年8月14日，海镜酒店租约续期”；“年4月15日，《澳门助学会章程》”等等。这种一句话的历史在施白蒂著作中比比皆是。既不对这些澳门法令、制度、章程、税制内容详细介绍，更无它们的起始缘由、实施过程及作用意义。很多仅是有此制度的意图或计划，而在澳门根本没有施行。因此，我们怀疑，这些让所有的读者均无法明白的“一句话的历史”究竟有无存在的必要。第五，施白蒂书还记录了许多澳门编年史中的背景历史，但交代这些背景历史时，大都不着要领，且存较多讹误。如施书开卷第一条：“公元前年4月3日，孔子去世，享年72岁。这位出生于山东的哲学家第一次指出西地之民有智者。”这一段话同澳门编年史有什么关系？孔子何时说过此语？又如“-年，满清改良运动”，“-,爱因斯坦理论”，“年，孙中山宣布三民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类似这种大而无当的历史背景记录，既不准确，且有讹误，在澳门编年史著作中实在没有出现的必要。第六，施白蒂著作中存在的基本史实错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硬伤”）极多，每卷都有相当的数量。如第一卷“年，根据平托之记载，宁波陷落”。宁波何时被陷落，又陷落于何人？完全是无中生有；又第一卷“年，维依伽（Trist?oVazdaVeiga)舰队司令下令在氹仔建起第一道城墙”，葡萄牙人开发氹仔的历史早至16世纪？令人莫名其妙；再如若奥五世于年去世，而施白蒂书在年后，仍多次记录若奥五世继续给果阿和澳门下达谕旨与寄发信函；又如“年5月5日，广东总督李鸿章向本澳政府提出在澳门与广州之间设一条电报线路的建议”，而当时之两广总督实为张之洞；又如卢九与卢廉若为父子二人，但施书中多次视为一人。至于书中中外人物逝世的时间，施书更是误载不少，如瞿西满（SimāodaCunha)、马葵士（PedroGermanoMarques)、梅洛（AlexandrinoAntóniodeMello)、席尔瓦（ManuelJoséMariaGoncalvesdaSil-va)、卢九等等。该编年史中文译本的翻译错误则更多，在此就不一一举例。有鉴于此，重新编纂一部客观、准确、全面、系统且经过严谨研究和考证的《澳门编年史》，就成为中国澳门历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当然，我们编纂《澳门编年史》绝不是针对施白蒂女士的著作纠错、订误和补缺，我们希望按照中国的史学传统，结合葡萄牙编年史的史学方法，重新编出一部中西方法结合的《澳门编年史》来。中国的编年史传统源远流长，有左丘明《左传》式的编年史，有司马光《资治通鉴》式的编年史，有商辂《资治通鉴纲目》式的编年史，还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式的编年史。在上述几种编年史体例中，李焘的编年史涵盖的信息量最大，形式最为自由，不仅有历年大事之详载，亦有一般事情的简略记录。大事则录其起始、本末、缘由，乃至给予评议，甚至涉及事件的重要奏议、信函均予以全文公布；逢重要人物，不仅录其生平主要事迹，而且追述其先世，涉其后人。遇史文歧异者，则附以考异，能断则断，不能断则诸异并存。我们采用的大致就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形式，所不同的是，我们的编年史采用中西历并行纪年，而月日则全部换算成西历，而且史文均注明资料来源，以增加述史的科学性。二中外学者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不仅对有关澳门历史的中西文献档案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发掘、整理与翻译，而且针对澳门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理论和专题研究，特别是一大批博、硕士论文的完成，将澳门历史的专题研究推至一个更为深入的境界，重新编纂一部《澳门编年史》的时机已大体成熟。经过整整五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完成了六卷本的《澳门编年史》，总字数逾万字。我们相信，这部书的出版，为澳门历史研究走近“信史”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之所以如此说，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本书是近二十年来有关澳门历史的中文文献档案整理研究的集大成。本书采用的中文文献档案，不仅有澳门回归前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广东省档案馆、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暨南大学古籍所等单位公布和出版的档案文献书籍，如《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澳门专档》、《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及《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等，最近几年新出版的中文档案、文献亦纳入编年史中，如《清中前期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汇编》、《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葡萄牙图书馆档案馆藏中文文献》、《香山明清档案辑录》、《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葡关系卷）》、《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等。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了一批过去辑录澳门中文档案文献时未曾发现的同澳门关系密切的中文文献刊本、抄本和稿本，如张本的《五湖漫录》、刘尧诲的《督抚奏议》、韩霖的《守圉全书》、邓士亮的《心月轩稿》、郑芝龙《（崇祯）郑氏家谱》、张镜心的《云隐堂文录》、姚启圣的《忧畏轩遗稿》、彭昭麟的《从征诗草》、《革命史系：卢怡若传》及《高可宁先生言行录》等等；更为令人兴奋的是本书全面征引了新发现的第一部香山地方的采访册－《道光七年香山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上述文献的发现和利用，为澳门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与新认识。可以说，本书在中文文献的开掘上，较十年前又有很大的进步。二、本书是近几十年来有关澳门历史研究各语种翻译著作和译文的集大成。初步统计，本书征引的已出版、发表的译著、译文超过种，涉及语言主要有葡、西、荷、法、英、日六种文字。其中有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陈用仪译《澳门寻根》，范维信等译《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何吉贤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政治和经济史》，姚楠、钱江译《中葡早期通商史》，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黄鸿钊译《历史上的澳门》，程绍刚译《荷兰人在福尔摩沙：-》，江树生译《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张振辉译《中国使臣卜弥格》，萧濬华译《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刘浚余等译《利玛窦全集》，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19世纪》，金国平译《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崔维孝等译《澳门与共和国体制在中国的建立》，秦传安译《澳门史》，何高济译《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刘平译《华南海盗：-》，金国平译《澳门编年史：20世纪》，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等。上述译著构成了本书外文资料的一部分来源。另外我们又从金国平、吴志良、李向玉、崔维孝、耿昇、李长森、普塔克（RoderichPtak)、罗理路、萨安东、罗里多（RuiDávilaLourido)、阿马罗（AnaMariaAma-ro)、苏一扬、索萨、戚印平、孟安娜（AnabelaMonteiro)、施利萝（LeonordeSeabra)、慕容（IsabelAugustaTavaresMour?o)、董少新、张先清等人的论著中转引了不少译文，这些译文有些是一份年报，有些是一份信函，有些是一段游记。这些珍贵的片段译文，为编年史增加西、葡、荷、法、英、日等语种历史资料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由我们自己组织翻译的主要有博克塞《来自阿妈港的大帆船》，索萨《帝国的幸存》，卫思韩（J.E.Wills)《使团与幻想：康熙朝的荷兰与葡萄牙使节（-)》，潘日明《16-19世纪澳门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18世纪澳门的海上生活》，瓦莱（A.M.MartinsdoVale)《葡萄牙人在澳门（-)》，福尔加斯（JorgeForjaz)《澳门土生人家谱》，萨安东编《葡萄牙及耶稣会参与中国礼仪之争及康熙皇帝与教廷关系研究文集》、《葡中关系史料集》，陆南（AdrienLaunay)《四川传教史》，文德泉《16世纪澳门》、《17世纪澳门》、《18世纪澳门》、《澳门及其教区》、《葡萄牙远东期刊录》、《澳门地名》、《澳门的教育》，苏亚雷斯（JoséCaeta-noSoares)《澳门的医疗》，马奎斯（A.H.deOliveiraMarques)主编的《葡萄牙人远东扩张史》第3-4卷等等。为了加强清中期澳门历史的细节，我们还组织力量对《中国丛报》、《广州纪录报》、《华友西报》等几份英文报纸有关澳门资料进行翻译。经验表明，西文原始资料或翻译资料占有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学者的澳门史研究质量的高低。来自上述四个方面的翻译，使我们在使用西文资料的比例及占有量上，不仅超过了西方学者，而且还发现了很多葡萄牙学者未能发现的西葡语文尘封档案。这一点是经过20余年的积累而完成的。三、本书是百余年来澳门历史研究优秀成果的集大成。该书基本上将百余年来的澳门历史研究优秀成果（包括专著、论文）蒐罗齐备，我们征引的以往研究著作及论文（含博、硕士论文）计有种以上，早至龙思泰、徐萨斯的作品，晚至8年出版的《澳门史新编》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和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我们采摘上述研究的精华，将其准确的史实表述、精当的历史考证、真实的原档翻译纳入编年史中，成为编年史中基本史实的来源之一。但对以往存在问题较多，以相互抄录为主而又不注明出处的史著一概不予引用。本书尤其注意采用近10余年来国内外完成或出版的博、硕士论文，这些澳门历史研究最前沿的成果，均表现在本书的编年纲目中。四、澳门现代史的研究过去是一片空白，施白蒂的《澳门编年史：20世纪（-)》和马奎斯《葡萄牙人远东扩张史》第4卷应是全面描绘这一时期历史的学术专著，但均嫌简略。他们征引的葡文档案文献不算少，但很多仅是一份档案目录，基本无实际内容。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以后的澳门完全是一个华人社会，华人活动是澳门社会活动的表现主体，但在葡萄牙人所著的20世纪澳门历史中仍然很少对华人活动的记录。震惊全国的“五二九”事件及省港大罢工，在葡萄牙史学家的笔下均一笔带过。对澳门华人社团及国民党领导和组织的社团在澳门的活动根本不提。本编年史在资料的开掘上，从四个方面强化了澳门现代史研究：一是全面系统地利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辑录的有关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在澳门活动的档案；二是全面使用了《民国日报》、《申报》、《华字日报》、《工人之路》、《华侨报》、《大众报》、《西南日报》、《世界日报》、《市民日报》及历年《澳门年鉴》的报刊资料；三是从中葡文献档案中挖掘和利用了关于“五二九”运动详细过程和原委、省港大罢工澳门方面的行动及抗日战争时期澳门政府上层活动及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特别是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及何伟杰《澳门与中国国民革命研究：年至年》两篇硕博士论文中搜集到的大量中葡文档案文献有些档案现在已经不对外开放）；四是利用澳门口述历史资料（如澳门掌故之类）强化了澳门现代史的历史细节，让尚未完全失忆而又缺乏文字记录的澳门历史能血肉丰满地呈现出来。总之，本编年史首次使澳门现代史呈现出一个全面完整的形象。五、本书对澳门历史上出现的许多含混模糊、寓意不清或概念不明的时间、人物、事实及以往学者研究中出现的一些误区进行了大大小小数以千百计的考证。这种考证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对澳门历史研究中出现重大分歧的问题，我们采取客观评述的办法，胪列各种观点，摆出事实依据，然后在正文中采其一种说法，在注释中并存不同歧见。如Tamāo何指，Oquém即福建，妈阁庙建庙的时间等等。二是综合各种观点，取众家观点之长而成新的考证。如火者亚三华文名为傅永纪，“加必丹末”一词的含义，“茜草湾”为何地，“凤凰山”为何地，《蜜蜂华报》应译为《中国之蜂》及“拱北”之名的源起，等等。三是采用其他学者的考据成果否定澳门历史研究中的误区。如采用戚印平先生的成果否定桑托斯（DomingosMauri-cioGomesdosSantos)将圣保禄学院定性为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的观点，采用谭世宝先生的观点否定慧因所撰的《普济塔志》及对澳门法学界流行的对澳门设宗教裁判所的否定等等。四是本书修纂者在研究过程对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考证，如郭棐《广东沿海图》的成图时间、圣若瑟修院的始建时间、中美《望厦条约》谈判的地点等等。除了上述四大类考证外，还有为量甚巨而又没有交代考证过程的人名、地名的对译考证，如中文文献档案中的中国历史上西班牙第一次派遣使臣马力陈（MartindeRada)和罗里暮（GeronimoMartin)两人名，雍正时清政府规定澳门25艘额船名等等。本书针对澳门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展开的比较系统的考证，无疑对澳门历史研究长期以来存在误区的去讹澄清有极大的帮助。六、本书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色，即在编年史中对澳门历史上出现的重要法令、制度、奏章、信函予以全文登录，如年广东海道副使俞安性给澳门葡人的手谕及理事官劳伦索·卡瓦略（LourencoCarvalho)给俞安性的回复，年葡萄牙国王批准澳门议事会的28项特许状，年葡萄牙国王颁布的《王室制语》，年澳门议事会向清政府提出的“议事会九请”等；还有意识地刊录中外名人游历澳门时留下的游记、日札及诗歌，这一部分文字在编年史中占有不少的分量，正因为是当时人记当时之所见所闻所感，故这一部分文字可能较中外文献中所载澳门史实更为真实，对后来人们认识澳门的本相及求证当时的澳门历史提供一参照系。故从中国人叶权第一篇游澳门记到19世纪德·波瓦（LudovicdeBeauvoir)公爵的澳门游记，我们均予以全文转录，以增加本书的实录性。三本书《序言一》的作者谢志伟教授向我们提出，澳门需要一部“信史”；《序言二》的作者普塔克教授形容《澳门编年史》为“现代版的《澳门实录》”。我们认为，《澳门编年史》的完成，只是为澳门历史研究走近“信史”、走近“实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离“信史”与“实录”还有相当的距离。今后的澳门历史研究该如何进行？如何使澳门历史研究迈向一个新的台阶？我们认为，认清澳门历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不要满足于目前取得的对澳门中外文献、档案翻译和整理已有的成就。也许可以说，澳门中文档案文献的发掘、收集与整理已经基本完成，但葡文文献、档案的翻译工作仍然任重道远，特别是澳门近现代史葡文档案的翻译，恐怕才露出冰山之一角。通过编年史的编纂，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继续广泛深入地收集整理中外文献档案史料，有针对性地对某些澳门历史研究中的空白部分组织力量进行葡文档案翻译，认真做好中文史料与葡文史料的勘比工作，进一步提高我们对澳门中外档案史料的掌握和利用能力，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澳门历史研究如果没有全面、系统、丰满、准确的中外档案史料准备的话，任何创新理论的构建和发展规律的总结都可能是危险的。目前我们发掘出来的中外史料只能片断性地勾勒澳门社会的表面行进与发展，而对于澳门社会内部结构、变化和发展，对于葡人、华人与居澳“外国人”之间的关系与演变，对于澳门各族群、宗族、社团及宗教团体更深层的认识，均仍处于“无知”或“半无知”的状态。连澳门华人社会的内部结构、政治倾向与文化脉络，我们都没有完全清楚地把握，更遑论准确认识葡萄牙、西班牙、英格兰、天主教、基督新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等异质文化对澳门的融入与影响。鸦片与博彩，好像是人所皆知的澳门史实，但时至今日，又有谁能彻底搞清这两种对澳门历史影响至大至深的特殊经济载体的全部内涵呢？人们总是满足于大气磅礴的通史写作，不管历史的环节有多少脱落，亦不管历史的认识存在着何等的“模糊”与“以讹传讹”。我们希望在澳门历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之时，那种属于早期的或原创初期的错误不要再带到今天。我们编纂此书的宗旨始终提倡既反对“欧洲中心观”，又不赞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的叙述是依靠史料建构而成，尽管我们为上述宗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本编年史所记录澳门华人和华人社会之人与事，依然与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在鸦片战争之前尤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鸦片战争之前的中文档案史料远较葡文档案史料简略。在历史的表述中，很难达到中葡史料的平衡，这不能不说是本编年史的一个大的遗憾。希望将来可以发掘更多的中文档案史料予以补救。总之，《澳门编年史》的完成，我们可以将其视作澳门历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透过她，我们既可以看到近20年来澳门历史研究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成就；透过她，我们也十分清楚看出，澳门历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和严重不足。这种薄弱和不足的最典型表现即是，不管以往我们付出了何等艰苦的努力，目前所能见到的澳门史料仍然只能提供一部残缺不全和仅能反映澳门表面社会的编年史。好在编年史是一种十分便利于修订补充的史学体裁，希望再经过五年发掘与研究，我们出版修订本时，上述的遗憾能获得较为圆满的解决，一部“更为全面、真实记录世代澳门居民集体记忆、反映其生活历程的历史”方能完成，使《澳门编年史》真正地走进“信史”。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9年11月15日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