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汗之城到北京花园西方人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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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为《从“大汗之城”到“北京花园”:西方人眼中的北京建筑》,曹馨宁著,节选自《北京史学(年春季刊/总第13辑)》

一“大汗之城”:凝结在北京皇宫中的西方想象

13世纪中叶,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城市经济发达,航海活动频繁,探险家、商人、传教士等开展丰富的海外活动。年,忽必烈将元朝都城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北京,并主动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威尼斯商人尼科洛波罗(NiccolPolo,—)和马费奥波罗(MaffeoPolo,—)两兄弟成为最早来到忽必烈新首都的欧洲商人。10年之后,尼科洛和马费奥再次到中国旅行,尼科洛还带上了自己的儿子——年轻的马可波罗(MarcoPolo,—)随行。他们于年到达北京。马可波罗给忽必烈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在北京朝廷工作了17年,并将自己在中国的奇妙经历叙述为《马可波罗行纪》(简称《行纪》)。《行纪》对汗八里的描述从皇宫入手:

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宫上无楼,建于平地。惟台基高出地面十掌。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像及其他数物于其上。屋顶之天花板,亦除金银及绘画外别无他物。

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

周围有二十四哩,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六哩。环以土墙,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墙筑女墙,女墙色白,墙高十步。全城有十二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颇壮丽。四面各有三门五宫,盖每角亦各有一宫,壮丽相等。宫中有殿广大,其中贮藏守城者之兵杖。街道甚直,以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

马可波罗

由此可见,马可波罗记录的可汗宫殿建筑华美、种类多样、金碧辉煌、坚实牢固,其精美程度也是欧洲前所未闻的,整片宫殿俨然是《圣经》中富足且无忧无虑的伊甸园。《行纪》最初的抄本不仅有文字描述,还有大量精美的插画。画面上的宫殿整体为欧洲中世纪城堡的样式,建筑上还有镀金雕饰。金灿灿的图像提高了北京皇宫在欧洲的影响力。皇宫成为《行纪》中“大汗之城”的标志和象征,进一步激发了西方人对“大汗之城”的好奇与想象。当时的欧洲国家大都频繁经历战乱,蒙古人的残忍侵略以及瘟疫的侵扰,使许多城市人力短缺,物质匮乏。马可波罗对气势轩昂、豪华壮丽的宫殿建筑的描述,很快引起了西方读者对东方帝都、大汗之城的向往。尽管在当时,马可波罗的描述被视为痴人说梦,“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也成为西方语境中“说大话”的代名词,但《行纪》中的“大汗之城”一直影响了之后西方对北京皇宫建筑以及城市形象的想象,在西方艺术作品中被不断演绎。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

鄂多立克(OdoricofPordenone,—)的《东游录》(ElogiostoricoallegestadelBeatoOdorico)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力仅次于马可波罗的《行纪》。鄂多立克曾在北京留居三年,他称这座城市是“高贵的城市”,并用了“大都”(Taydo)这个词。他在游记中同样对汗八里的城墙、城门、宫殿、园林进行了赞美:“大宫墙内,堆起一座小山,其上筑有另一宫殿,系全世界之最美者。……宫殿雄伟壮丽,其殿基离地约两步,其内有二十四根金柱;墙上均悬挂着红色皮革,据称系史上最佳者。”

英国作家约翰曼德维尔(SirJohnMandeville,?—)创作了《曼德维尔游记》(TheTravelofSirJohnMandeville,),该书结合了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的作品并进行再创造,书中描绘了更加富丽堂皇的大汗宫殿。

该城内大汗建有世上最雄伟华丽的宫殿。宫墙超过二英里。在城墙内还有很多其他的宫殿。在这个大宫殿的花园里有一座大山,山上另有一座宫殿。这座宫殿是任何人所能设想的最繁华最富有的宫殿。宫殿中和山上树木茂盛,硕果累累。山的周围是又大又深的沟渠,沟渠外是一个很大的水池。池上有无数野鹅、野鸭、天鹅、苍鹭,让人惊叹。围绕着这些大沟渠和水池的是布满了各种野兽的那个大花园。因此大汗不出宫门,便可享受狩猎之趣。

宫殿处处雄伟而华丽。宫殿的大厅有24根金柱,墙上均挂满名豹的红色毛皮。豹是最漂亮的野兽,气味宜人。有了那些毛皮的芳香,即能驱赶异味。那些毛皮如血一般鲜红,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令人几乎不敢逼视。这些野兽由于其所具有的正直品性和芬芳气息,而受到人们的膜拜。他们把这些野兽的皮毛看得比金子还要珍贵。

据考证,《曼德维尔游记》取材自马可波罗的《行纪》、文森特(VincentofBeauvais,—)的《世界镜鉴》(SpeculumMaius,—)、柏朗嘉宾(JohndePianoCarpini,—)的《蒙古行纪》(YstoriaMongalorum,)、鄂多立克的《东游录》以及在西方广为流传的祭司王约翰(PresterJohn,Latin:PresbyterJohannes)的信(TheLetterofPresterJohn,)等作品。《曼德维尔游记》中对大汗宫殿的描述和鄂多立克的介绍基本相同,只不过曼德维尔是个文学家,他的描写更富有美感,带有许多浪漫色彩的渲染。《行纪》《东游录》《曼德维尔游记》这三部作品都是西方文献中较早的对东方、对北京的描述,但《曼德维尔游记》是这三部作品中流传度最广的,很多西方人甚至愿意相信《曼德维尔游记》的真实性,认为书中描绘的那个更为华丽的、金光闪闪的甚至富有魔力的宫殿才是真实的东方帝都。

16世纪,北京进入了葡萄牙人的视野,葡萄牙籍耶稣会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oMendesPinto,—)曾于—年间到东方旅行,并以囚犯身份来到北京。在他的旅游手记《远游记》中,平托对北京进行了夸张的描述。在平托的眼中,北京高厦林立,就连监狱建筑也是宏伟壮观的。“(北京城中)有一千零六十座圆堡,二百四十座坚实、宽敞、高耸的塔楼,其顶颜色多变,光彩夺目。上面都有屹立在绣球之上的雄狮,此乃中国皇帝的标记。”平托对北京建筑的描写虚实结合,更多的是对北京富贵壮观景色的想象。继马可波罗《行纪》之后,其笔下的北京城再一次展现了西方人对“大汗之城”景象的向往与崇拜。

17世纪是西方人记录北京的高峰期。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在明末清初获得批准进入北京,其中以耶稣会士人数居多。从17世纪来京西方人的记录来看,北京的皇宫依旧是人们记录的重点。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成功进入北京并在城内修建天主教堂,他也是第一个进入北京的西方耶稣会士。《利玛窦中国札记》(DeChristianaexpeditioneapudSinas)中提到他评价北京的宫殿:“皇帝的居处不如南京皇宫宽阔,但它建筑的雅致和优美却由于它的细长线条而显得突出……北京由于有皇帝在而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利玛窦笔下的北京皇城已不仅是一个充满物质财富的“大汗之城”,北京的皇宫更是精神上寄托希望的场所。利玛窦曾经苦学中国语言和文化,很早将希望寄托于北京朝廷,争取在北京永久居住的许可,并在北京传播天主教。北京皇城的建筑在利玛窦笔下更显朴素,同时在精神寓意上得到了升华。

在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士也对北京建筑有着丰富的描述,其中对北京建筑有过详细描述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deMagalhaens,—),在《中国新史》(ANewHistoryoftheEmpireChina,)中将“北京之宏伟”列为“中国十二绝”的第十二项。书中第17—21章介绍了北京皇城和著名建筑。安文思曾在北京生活29年,他对北京建筑的介绍在当时西方人的记录中也是最精确的。安文思对比北京建筑和西方国家建筑不同之处时指出了两点:一是北京建筑的朝向为坐北朝南,二是北京的建筑多为平房。此外,在北京,不管是何等身份的人,他们都要按照法律规定修建自己的房屋和院落。除了客观描述北京建筑之外,安文思对北京建筑极尽赞美之词。《中国新史》中安文思利用三章的篇幅介绍北京皇城中的宫殿和寺庙,他认为这些建筑“使人感到惊奇不已,其宏伟富丽令人赞叹和起敬”,所有的屋舍都是威严壮观、雄伟华丽的。

我们所述的建筑物都盖以黄、绿、蓝色大厚瓦,用钉固定以防风暴,因北京的风很大。屋脊总是从东到西,高出屋顶约一矛的高度。末端饰以龙、虎、狮及其他动物的躯体和头部造型,它们沿着整个屋脊盘绕伸延。从它们的口和耳中,涌出各种花朵及奇形怪状的东西或其他悦目的装饰,一些装饰就依附在它们的角上。由于这些殿都漆上上述的色彩,当太阳升起时,从老远看去,如我多次所观察到的,它们都是用纯金制成,至少是镀金,以蓝、绿色做彩饰,产生非常美妙、华丽、庄严的景观。

安文思笔下金碧辉煌、绚丽夺目的北京皇宫建筑令读者为之向往。建筑构筑起安文思书中宏伟的北京,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大汗之城”在17世纪耶稣会士的笔下再次呈现在西方读者的视野中。

17世纪,俄罗斯先后7次遣使来访北京,使团成员试图探清从俄国到访北京的道路,并试图与清朝建立外交、商贸关系。北京是俄国使团最直接的目的地。北京城市建筑状况也随着使团成员的记录传到欧洲。在俄国使团成员的记录中,北京城的皇宫建筑同样是巍峨雄壮、金碧辉煌的。费伊巴伊科夫(FeodorIsakovichBaikov,—)使团于年3月3日到达北京,他们看到汗八里的皇宫建筑高大雄伟、五颜六色,桥梁由汉白玉建造,造型出色。17世纪末伊兹勃兰特伊台斯(EysbrantsIdes,—?)使团在京城停留了天,在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使团中属于停留时间较长的。伊台斯的笔记以及随员亚当勃兰德(АДамБранД,—)的记录对北京的皇宫进行了详细描述:

我所见到的宫中一切情况,将另行描述。这里我只讲讲宫殿和博克达汗宝座的外观。宫殿是一座长方形的建筑物,长等于宽的两倍,用焙烧的砖建成,屋顶铺着黄琉璃瓦,并有狮、龙及其他禽兽饰物。宫殿高约八俄丈。上台阶经殿檐下进入大殿,殿檐下有窗户,每扇窗上有很多小窗孔,不镶玻璃,糊着纸。

大殿两边各有一门,门上方有毗罗帽式的描金木雕饰物。殿里没有拱顶,墙一直砌到屋顶。屋顶有金漆彩绘天花板。殿内有十二根圆柱,柱上有描金图案。大殿长约三十俄丈,宽约十俄丈。地上按鞑靼习惯铺着织有花卉鸟兽图案的地毯。

伊台斯使团谒见了康熙皇帝,时逢中国新年,使团成员被安排在城中并参加一系列参观活动。伊台斯使团的笔记中不仅描绘了北京皇宫的高大华丽,还讲述了成员们在北京城中参观到的奇观,如药房、服装店、野味市、象房等。在他们笔下,东方帝都景象繁华,赏心悦目,令人向往。

除了俄国的使团,17世纪中叶,以约翰尼霍夫(JohanNieuhoff,—)为代表的荷兰使团也到访北京并谒见了中国皇帝,尼霍夫的游记《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鞑靼国谒见中国皇帝的外交使团》(LegatiobatavicaadmagnumTartarichamumSungteium,modernumSinimperatorem,)以及他随手绘制的图画作品于年在欧洲出版,其中对北京皇宫有着更加生动的描述。

所有的建筑都造得金碧辉煌,壮观无比。房屋外巧妙地延伸着镀金的柱廊和栏杆。屋顶沉重,建造精美,是用黄色釉瓦覆盖的;在有阳光的时候,这些釉瓦远远看去,就像黄金那般闪烁。这个皇宫的东、西、南、北方向各有一个大门,所有建筑物沿十字形中轴道路分布,很整齐地被分成几个部分。城墙是用红色的瓷砖建造的,上覆黄瓦,高不过十五呎。

第三个广场和皇帝住处所在的广场一样,呈正方形,四座主要的宫殿造型典雅古朴,并依中国建筑的风格盖着贵重的瓦。这些宫殿有四个台阶可供上下,这些台阶占去了广场面积的三分之一,广场上铺着灰色的石板。在这最深之处的十字道路的尽头,有几处花园。花园里满是各种果树和漂亮的房屋,这些都是这个皇帝派人精心栽培建造的,我们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地方。

尼霍夫的作品中有大量插图,将北京皇宫的形象以及宫殿占地面积之广用更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图画中,皇宫建筑从内部到外部装饰着十分繁复、密集的花饰,宫殿屋顶各角向上卷曲,宛如奇异的热带植物。受到当时西方巴洛克艺术审美的影响,记录者似乎有意通过对这种夸张装饰的描述博人眼球,吸引当时的西方人;用这种带有浓郁异国风情的图像,表露自己对北京景象的惊叹之情,以及对东方国家首都的奇特想象。尼霍夫使团对“大汗之城”极度夸张的记录被绘制成铜版画,在当时的欧洲社会流行开来。

不论是俄国使团还是荷兰使团,他们来访北京的目的不只是观看传说中的“大汗之城”,或去印证同时期传教士、使者带回欧洲的关于北京帝都的想象,其背后带有极为现实的商业目的。使团成员对北京建筑的描述体现了他们对北京整体经济、商业状况的考察,从而为寻找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的机会提供帮助。“大汗之城”富丽堂皇的整体形象增加了这座城市在商贸方面的吸引力,但这座城市对外部力量的排斥和傲慢的态度,以及使团在北京屡屡受挫的经历,也使得“大汗之城”丑陋、落后、衰落的一面出现在使团成员的描述和记录中。

17、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陆续来到北京并在此居住,他们与皇帝、北京的官员们有频繁深厚的交往,帝都建筑的气势和风格备受这些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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