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系列文章第二篇，第一篇的请戳《为何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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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双寡头地缘控制下的雁阵式产业转移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如果说，二战之前是西方产业资本过剩大危机压力之下列强不断瓜分殖民地和市场的纷争构成的多边地缘格局，那么，战后则演变成了双寡头为实现地缘控制战略而推进的产业转移。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把借二战机会大幅度扩张起来的过剩制造业向欧洲和日本转移，这就有了美国的雁阵式产业转移。同期，俄国也向东欧和亚洲的中朝印等国家做类似的雁阵式产业转移。
战后产业转移进程中，欧洲得到设备生产恢复，产品给美国，美元回流给欧洲，到了60年代就有了与滞留在欧洲内部流通的美元相类似的大量的海外美元，比如有石油美元、毒品美元等。海外美元的大量沉淀导致美国人不再允许那些拥有美元的外国投资人随时来换黄金，于是就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战后的这个体系本来使得美国已经成了西方各国的中央银行。但美国单方面撕毁协议、该体系解体之后就一定会导致了无储备约束的各国货币滥发。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也势必走向金融资本主义道路。
客观地说，只要金融资本脱嵌于产业资本追求独立利益，其导向就是加强金融资本主义内在必然的寄生性：内生地具有强烈投机特性的金融资本越是追求超越产业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就越是具有其腐朽性和投机赌博势必导致的垂死性。
一旦资本投资人可以靠玩票子挣钱，谁还愿意来千辛万苦地做产业？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搞产业的人一定会吃亏。金融市场的愈益混乱也是一定的，因为金融资本不再具有产业时代资金要素的性质，不再满足追求产业的平均收益率，而是由于追求流动性创造的超额收益率，而势必去制造越来越多的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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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从财政税收结构看，根本不可能存在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更多时候在经济和政治上搞的都是“地方化”。但地方政府实际上不承担金融风险和投资损失，那么，风险责任只能最终由中央来承担。……政治上的地方化第一个派生的社会现象，是地方追求工业化收益而同样不承担制度成本。
当西方把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其内含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就转移过来了，于是转移了产业的西方国家，出现中产阶级兴起和民主政治扩大，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就被放弃了。
接着，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性矛盾就成了主导矛盾，中央政府仍然使用传统意识形态无法解释干群对抗，遂使财政用于“维稳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前不久我给广东人讲课时候说，年南海区连续发生成规模的打工者有组织的罢工并取得成功，是中国在21世纪进入了经典理论描述的对立矛盾引领社会结构变化的里程碑。
第二层的派生结果是西方转移产业使得地方政府促进形成了更多亲外部资本的上层建筑的制度形式。因为，西方是把旧设备高价淘汰给中国。于是发展中国家更多形成外债，欠债国家在西方压力下的国内上层建筑因此产生了转轨、改革，从原来的亲内资变成了亲外资。于是，地方政府推动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经商环境，这在发展中国家成了普遍现象，不管何种意识形态。
各位注意，本国在最近两年才多少改变了亲外资的政策。此前，国资收税超过50%，民资33%，外资仅14%，何谈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现在虽然统一所得税率25%，但是地方化体制下的政府仍主动减免。
从年以来国债投资大规模增加的结果，是国有垄断资本的加强，对于民资确实是不平衡。但同期大规模引进外资则意味着地方政府更多亲外资。外资要是没有相当高的回报率是不会来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资在中国的回报约为20%，中国在美国的国债市场投资是不足6%；现在是美国高达33%，中国下降到不足4%。客观结果是，听任外国拿走中国的钱，反过来再投资到中国占有战略产业并且占有高回报，这也是多年亲外资政策所派生的结果。
随着西方产业大转移，就出现了这些派生现象。西方把产业资本过剩造成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转移了。如今，中国在生产过剩压力下的主要矛盾也会在国内表现为爆发趋势。
当代发生的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第三次危机——金融全球化危机。
如果只认识到这是个资本主义历史的阶段性危机，那并不具有创新性；认识到这种危机代价向弱势群体转嫁以及怎样转嫁，才是我们的理论创新。
大家都知道，因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竞争增发货币，而势必导致金融资本泡沫化！但美国面对危机仍然得靠更多增发货币，由此发生了连续的金融危机。
但是，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时我正住在华尔街附近，高档餐厅照样顾客盈门，接触的那些投资家趾高气扬，一点危机的感觉都没有。年希腊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也去了，感觉也是这样的。年西班牙危机、年爱尔兰危机……除葡萄牙之外的“笨猪国家”我都去了，
感觉也是这样。虽然偶尔也看到有些群众上街游行，但总之，我在那些危机国家中直观的感觉不像是身处危机之中。尤其是完全不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苏东解体，更不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大赤字引发的大危机。我记得当时美国人对中国非常不屑。当时我们在国外遭到的挑战，几乎都是中国崩溃论。
年我到苏东国家考察感到的危机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政治改革造成政权解体的同时是货币体系坍塌，使我理解了金融体系之信用的依靠，本质是政治强权。货币是什么？是一张纸，那么货币之信用在于是政治强权向其信用体系的赋权。政治强权塌了，货币体系也会随即坍塌。
由此可见，金融危机一定会依靠政治强权导致危机代价的转移。比如“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已经把制造出来的60%过剩货币通过冲击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市场转嫁给国外。因为民间和官方的债务超过40万亿，政府和民间都根本不打算偿付巨额债务。
发达国家债务占比高，因为他们产业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年，我到美国看到里根政府大做利率调整，一方面吸引外资流入，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更多衍生品。可见，金融化的过程应该是货币化先于资本化，资本化扩张则更多靠增加金融衍生品吸纳过剩金融的规模交易。何况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苏东解体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单极化的政治强权，无论怎么向世界转嫁成本都没有“合格反对者”。
早期西方大规模转移人口和占有资源是构成世界二八开的前提。当代形成政治强权支撑金融霸权是维护世界二八开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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