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编者：（徳）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译者：孙柏等版本：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年9月

魏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译者之一

孙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译者之一

致敬辞

上世纪90年代，西方知识界开始有意识地反思全球化；而今天，我们则身处全球化的诸种危机之中。巴黎恐袭、特朗普上台、右翼势力兴起……时代要求我们再次检视自己身处的世界，也要求我们反思媒体精英与学院话语的失效。假想的“历史终结”没有到来，“文化之争”的逻辑在今天取代了冷战年代的敌友划分。当初被认为是全球化受益者的欧美人，竟开始憎恶起它的后果。

我们致敬应运而生的文集《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是致敬全球化时代一种典型的反思性写作，致敬它从不同学科和国界出发，对人类命运作整体性的思考；致敬学界与出版界有意识地厘清民主、民粹、新自由主义等时代热点或陈词滥调；致敬这样一种直击真问题的尝试：在更广阔的历史情境和真实体验之中，重新定位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它要求我们正视：一个缺乏制度和文化准备的社会，如何在全球化的处境里解救自身？

“当一个世界秩序瓦解时，对它的反思便开始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的创作和出版，所针对的是当下欧洲的民主疲劳、民粹兴起，以及全方位的社会“大衰退”。这是一部由当代问题意识所推动、集体创作的文集。起初，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编辑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策划这一选题的契机，来自年11月13日巴黎系列恐怖袭击、德国百万难民涌入国境所造成的不安。

当下，全球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但又缺乏政治上的调节，整个社会在制度和文化上都缺乏准备，这些问题充分反映在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时代状况之中。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们如何表达他们对于紧迫问题的思考，也同样面临着时代挑战：我们陷入了怎样一种状况？几年乃至几十年后，我们将站在哪里？如何遏制全球衰退并从中恢复过来？

“大衰退”是全球化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则做了一个有价值的尝试——这本书由出版社牵头，联合不同国家的学者回应时代议题，并在全球同步发行。它对全球化的反思，是在一种跨国的公共空间之中展开：15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撰稿人、所研究的现象以及出版发行的范围，都来自世界各地。15位撰稿人分析并试图理解时代精神状况背后的力量，以跨域学科和跨国界的思路来剖解当下的困局，在更广阔的历史情境中定位，探讨未来可能的轨迹，并思考回击这种反转的可能。

在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世纪文景出版公司从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手中拿下《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中文版权，计划于年四五月份法国总统大选期间，与其他语种的版本全球同步上市。世纪文景社科编辑部主任、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頔告诉记者，本书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孙柏主持联络翻译，成书期间陆续接到外文来稿，也就随时联络翻译。尽管中文版因为种种原因迟到一年半才与读者会面，但这本书探讨的问题仍未过时，它还是给中国读者带来一定的思维启发。

正如德意志电台的汉斯-马丁·勋赫尔-曼所指出的：“这本文集不仅提供了对民粹主义成功之深层原因的各种分析，还提供了导致其产生的多种不同的视角。”德国人文图书评论网的Kulturbuchtipps则认为，这是“一场关于大衰退之根源与民主出路的国际论辩，能为当前急迫的形势转变做出重要的贡献”。无论新鲜与否，这本文集都对国际形势提供了一种概观，以及大量的讨论切入点。正如译者魏然所说，这是一本在历史转折时刻的“互动之书”，而那些青年学者的文章尤其值得一读。

世界来到历史转折时刻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本书的出版运作模式？

魏然：作为译者之一，我认为这种由国际知名出版社牵头、联络众多学者共同回应全球问题的模式，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电影门类当中有所谓“集锦片”，众多导演分享同一个话题，拍摄一段影片，《纽约我爱你》等电影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大衰退》像是一册“集锦理论集”，大家共同来讨论关切的国际政治、经济话题。

但我想中文读者不能期待该书提供关于很多国际变化的最新信息或者结论，这是一本“互动之书”，仍然需要读者继续找寻信息、做判断。苏尔坎普是一个有眼光的出版社，它所结集的作者包括已经成名多年的名家，也有正在上升之中的青年学者。我觉得，那些名字并不为我们所熟知的欧洲青年学者的文章，更值得跟踪阅读。

新京报：作为译者，你翻译这本书有何感想？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出现的“大衰退”？

魏然：我在翻译过程中能够深刻感到欧洲学者的内在危机感。他们明确提出，目前已达到历史的转折时刻，欧盟的价值和走向问题、民粹主义问题、失业问题，都需要有新的理论范式来作出解答。西班牙学者伦杜埃莱斯引用波兰尼的概念，指出我们面临着一系列过度市场化之后的“反向运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主义已经失去信誉，是选择“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走向民粹主义和威权制度？这是欧洲人面临的选择。

这本书很有趣的一点是，书中收录的15位学者或资深记者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包括历史学、政治哲学、文学批评等。他们试图打开政治、经济范畴中一些意义重大的“黑匣子”，实际上，西方诸多民众运动的危机，都来自对操持着政治与经济术语的精英阶层的不信任。

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及中国出版后引起了怎样的反应？

魏然：关于西方世界的反响，由于我的语言限制（仅能查阅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材料），我只能说该书在欧洲激起了广泛的论争。在几种欧洲语言的版本出版之后，当然有不少持相似立场的左翼学者作出应和或补充，但也有不少读者完全不分享书中的结论，而是在论坛上作出批驳，并用自己的本土经验加以论证。我想这是一个有趣的、正面的现象，正如编著者所说，“当世界分崩离析时，也是人们开始思考之际”。

答谢辞

感谢《新京报》把“年度好书”的奖项颁给《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本书。我个人对这个中译本算是有一点点小贡献，但真正值得嘉奖的，我认为还是世纪文景北京公司，特别是编辑李頔看中这本书，并当机立断买下它的中文版权，是很有眼光的。

这本书原来的题目是《大衰退》，的确更契合于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时代状况，面对民主体制的倒退、右翼民粹主义抬头、新的排斥机制的全面兴起，这十五位欧美思想家提出了他们的思考。

尽管中国的自身处境和所要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但在早已是“环球同此凉热”的全球化格局下，我们与世界处在一个平行空间之上，我们的学者站出来提出自己的应对性思考，才更值得瞩目和期待。

采写/新京报记者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