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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地球，整个世界正起着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年，从英国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开始，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在随后短短的时间里，在工业革命高速发展的大力推动下，大英帝国国力蒸蒸日上，通过一系列的扩张，让当年这个地球边缘的小小岛国一步步成为了当时世界的中心。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

而世界的东方，静静屹立了数千年的古老的中华帝国，也正处于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社会的鼎盛阶段。史称“康乾盛世”。这个帝国此刻的一切，无论武力还是国力也到达了整个王朝的巅峰，雄视于东方诸国，人口与GDP更是高居全世界第一，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大国。

但两者所不同的是，在遥远的西方，随着对外部世界的开拓，大英帝国早就对这个东方大帝国有所耳闻，各种关于中国的神奇传说被无数商人和水手带到西方，甚至掀起了一场西方世界的中国热。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很早就渴望能与这个东方大国交流，并发展贸易关系，很早就开始筹备着一次大规模的访华活动。

而此刻，东方的统治者却正在严密地用各种方式把自己和这个帝国紧紧包裹起来，对这个足迹已经遍及世界的西方新崛起的超级帝国还是一无所知。

但仅仅数十年后，中华帝国的光辉形象就迅速在西方人眼中陨落。从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到后来被普遍认为这是一片野蛮落后的土地，这个态度度的大转弯，反差如此之强烈是如何造成的？我们如果一定要选出其中的最具代表性的拐点，那么，毫无疑问它就是马嘎尔尼访华事件。

公元年，乾隆五十八年。乔治三世一切准备就绪，任命特使马嘎尔尼公爵率领三艘大战舰，肩负着与中国互通友好的使命，浩浩荡荡、信心满满从朴次茅斯港启程。正式开启了这两个东西方的超级大国的第一次交流的旅程。

对于这次访华，英国极为重视，派出的代表团人数高达七百多人，其中包括贵族、传教士、学者、医生、画家、作家、乐师等等各种人才，还携带了许多珍贵的礼品，不光是代表着不列颠帝国的最新科技，也是整个西方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最顶级科技。

据说英国人仅仅为这些礼品就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礼品中包括有望远镜、热气球、蒸汽机、榴弹炮、连发手枪等等，无一不是精挑万选，无一不是经过无数次政要们讨论后的结果，足可见整个英国上下对这次访华的重视程度。

出发前，英国人相信，以自己如此的诚意和这些炫目的新式发明，一定会赢得中国人的喜爱与信任，不仅能搞好关系，与他们互通贸易，甚至结成同盟都不是不可能。

然而，当时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早在五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人员就曾给英国政府发出过通知：“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会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从后来看，这个警告显然没有曾引起乔治三世的足够注意。

后来果如其然，英国人低估了这个东方帝国的骄傲。马嘎尔尼使团沿途历经千辛万苦，历经近一年后才到达中国。抵达后第一次接触便让英国人的信心受到了重重一击。在接待的大清官员的眼中，仍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国不过乃一边陲小夷，蛮夷之邦。此次访问不过是一次蛮夷小国的“朝贡”，不过是来试图讨好我大清而已。

在当时的这些官员心目中，普天之下，能与我大清并称为雄的国家还没有出现，来华的都是仰慕我天朝富有而来的，不过是翼图庇护而已。所以整个过程中的接待极为轻慢，甚至在使团船队前往北京的途中，前面引路的船上还插上了一面“英吉利贡使”的旗帜。到达北京后，中方更是要求英国特使需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以表小邦的“臣服”。这让本是抱着平等交流愿望而来的英国人如何能接受。

最终，本次访问的结果也就不难想象了。马嘎尔尼使团最终访华失败，而这次失败，对中国后来的国运影响深远。让大清失去了第一次和世界工业文明接触的机会，遗憾地关闭上了第一次拥抱世界的大门，而几十年后再次打开的时候，这面大门已经被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坚船利炮轻易地打得千疮百孔。

自古落后注定必会挨打，也从此给我们民族带来了近代整整近一个世纪的屈辱。这其中给我们整个民族带来的漫漫心酸，这其中给我们后人带来的警醒，远非一言能以蔽之！！！

当然，今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起结局令人唏嘘的事件已经耳熟能详。并且，在当年这起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事件中，促成最后失败的因素肯定很多，清政府的傲慢自大、固步自封不能否认是绝对主因，但对于如此重大的一起事件，不可能只有这一个因素，我们这里就来说说其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因素。从侧面更完全了解下当年这起大事件的失败原因。

这就是当年双方翻译对事件的影响，并且后来看来，在这场两大互不熟悉的文明的碰撞中，其影响也不可谓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前事为师，后者为鉴，这里深入了解下当年中英双方的翻译交流过程，相信对于我们对这次中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的了解，会有重要的帮助，更有着莫大的警醒意义。

今天已经有很多学者认为缺乏优秀和合格的翻译是马嘎尔尼使团当年访华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先不评判这样的评价是否涉嫌夸张。但作为国家之间的交流，翻译绝对不应该被忽视，也是促成交流是否顺利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遗憾的是由于两国历史与地缘的限制，甚至是国情的限制，双方都无法从本国人中选出最合适的翻译，最后无奈之下，双方都只能聘请外国人做翻译，在不了解国情与对方文化的情况下，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并甚至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进程，令我们后人只能留下无尽的唏嘘和一声长长的叹息。

让我们先看看英国方面。

年，英国派出以马嘎尔尼为团长的庞大使团，出使中国。目的是试图打开和中国贸易的新篇章，并确立外交关系。整个使团众多的出使人员再加上水手，构成了一支近人庞大队伍。

此刻的大英帝国国力已经鼎盛，一应人员与物品的准备最后都不是问题，唯一难住的却是一件看起来不大的事，出使中国必须要合格而且可靠的翻译，由于两个帝国地理上的隔绝，当时的整个英国还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翻译，正如使团副使斯当东当时所说，：“有一个绝对必要的，但是非常难以物色的人选，那就是中文翻译”。让偌大的大英帝国在这件事上头疼了很久。

当时两国的情况是，由于远隔重洋，中英两国之前从来沒有过任何正式的外交往來，除了东印度公司有一些买办懂得汉语，但上升到外交层面却语言能力不足。而东方的中华帝国，政府也一直对外国人学习中文有着严格的限制，而在封闭的大环境下，大部分的中国人对学习外语也缺乏兴趣。

我们还可以从下面两件事看看当时的中国对外交流的态度。

其实早在年，中国还处在明朝的时候，英国的詹姆士一世国王便曾给明朝皇帝写过一封信，希望双方能开展贸易，但是当信送到中国后，却没有任何中国人敢帮忙翻译和呈递，因为按照当时的大明律，这完全是可以判死罪的行为，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而在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也曾发生过一件两国贸易史上的大事，那就是“洪任辉事件”，洪任辉是一名英国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中国的一名代理，因为广东海关官员的刁难，便托人写了一纸诉状进京送到乾隆手里告了御状。

而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乾隆处分了相关受贿的官员，但也明确下了一道谕旨：“内地人帮外国人代写这类东西必须严处”，最后是帮洪任辉代写状纸的中国人刘亚匾被菜市口当众处决，而洪任辉也被判关押三年，罪名之一竟是：擅自学习汉语。期满后被驱逐回国，并被告知终身不得再来到中国。并自此也开创了大清对外只开放广州一地的“独口经商”的时代。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高水平和负责的翻译，在当时两国巨大的地理、政治、文化、语言模式的差异之下，让这次出使中今天我们看来的一个小问题反倒变成了一个让英国人极其头疼的大问题。

但这个问题总得解决！

由于很早就有法国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于是最初有人提出从法国人中找。但当年的英法百年战争的阴霾才从两国人民心中散去还没多久，～年间，英法又开始为争夺殖民地屡启战端。同时英国人奉行的对外国策一直是“光荣孤立”，也就是说，欧洲各国你们随便折腾，但别冒头，谁敢冒头揍谁。大英帝国自打发了家后态度一向如此，自打当上了欧洲老大后，永远是联合别的盟友打击老二。

所以，对于当时老想冒头的老二法国，即便从中国回去的法国传教士有很多精通汉语，但英国人是不可能相信和不可能使用他们的。并且这次英国出使中国背后还有一个模糊的目的，那就是有可能的话，与中国结盟共同对付法国。所以这样的出使，怎么能用法国人做翻译？

而葡萄牙人也是如此，尽管很早以来葡萄牙人就和中国有很多交流，也不乏精通汉语的葡萄牙人。但在当时，英国在不断拓展非洲的殖民地的过程中，严重影响到了葡萄牙在该地的利益，两国已经开始发生冲突，渐渐貌合神离。并且当时的葡萄牙暗地里也和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用葡萄牙人也等于给自己埋下了一颗不稳定的定时炸弹。

最终，经过几番讨论之下，英国政府还是决定用中国人，并且正好使团中负责人之一的乔治·斯当东爵士于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的时候，在当地的神学院遇上了两名希望回国的中国神父李雅各和周保罗。同时斯当东还答应了另外两名中国的安神父和王神父搭便船回国。最后斯当东说动了李雅各和周保罗成为使团的中文翻译。

历史到今天，关于这几位神父的生平资料不多，仅知道李雅各汉名叫李自标，甘肃武威人，生于年，于与另外7位中国赴欧洲留学生一起去了意大利，而周保罗在资料中籍贯、来历都不详，应该是私自出国的。

而那两位搭便船的两位神父，王神父与安神父，据说不但能写一手漂亮的中文，对英语也比较熟悉，作为免费回国的代价，他们在船上的时候经常帮忙英国人做一些翻译和书写工作。不过，由于他们熟悉大清国内的法律，所以他们拒绝了马噶尔尼的聘请，在踏上中国土地后便迅速离开了这个使团，沒有再参与后来的翻译工作。

而李雅各和周保罗，两人虽然非常熟悉拉丁文，但却对英语不大熟悉。但事已至此，英国人也没什么办法，为了物色到这个该死的最合适的翻译人员，斯当东已经奔走数国，早已筋疲力尽了。不过还好斯当东也熟悉拉丁文。所以还能经过双重翻译来表达。

同时，在英国人看来，这两人既笃信上帝，又是中国人，相比之下只能是无奈之中最合适的人选了。

当时，这艘船上还有一个对后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必须说说，那就是斯当东的儿子托马斯·斯当东。当年的他年仅12岁，非常聪明，过目不忘，斯当东极为喜爱他，对其期望很高，为了更好地培养儿子，斯当东决定把他带上船，去中国见见世面。

就这样，作为这个使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小斯当东有幸成为这起历史上大事件的全程经历者和参与者。后来他甚至成为了决定了中英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香港中环的士丹顿街就是以他的英文名而命名的。

在后来北京的皇宫里，面对这样一个聪明伶俐并且使团中唯一一个能说中国话的外国孩子，乾隆也颇为喜爱，还亲自把自己佩戴多年的荷包赏给了他。这在大清是极高的恩典了。但此刻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的这位已经83岁的慈祥的乾隆爷爷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孩子，后来在他的推动下最终促成了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他孙子统治的大清打了个千疮百孔。从此，东方傲然对视西方的格局彻底结束，东方自此开始对西方处于绝对下风。

回到当年的船上。

这是一次遥远而艰难的远航，当时的使团，从朴茨茅斯港出发，往南经过非洲好望角，再转入印度洋，然后再经历马六甲海峡到达东南亚，途中还因为风暴差点迷失一艘船，经过历经三个大洋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最后终于来到中国澳门。整个航程一万多公里，整整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而在船上的这漫长的时间里，小斯当东在父亲的安排下，天天跟在四位中国神父身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中文。

船队到达澳门后，安神父和王神父便立即提出要离开。尽管先前马嘎尔尼极力希望他们留下，做出了不少示好举动，但两人仍坚决要离开。不过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让英国人措手不及的是，周保罗神父也变卦了，也坚决要离开。斯当东百般劝留，但最后周还是坚决走了。

他离开的原因一是因为自己是私自出国的，按当时的大清法律会受到严厉处罚。二便是和两位神父一样，害怕因为为外国人工作而被大清所不容，从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猜测，途中安王两位神父肯定没少在船上给他吹耳边风。

就这样，在年6月，庞大的英国使团船队刚抵达澳門后，还没有正式开展工作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翻译人员周保罗便毁约离开了。

安神父和王神父的离开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人家没有签订什么契约。纯属两个搭车的客人，要走就走了，没什么可被人指责的。这里主要说说周神父，无论是从当时的道德标准还是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说，确实有点那个不大地道。

我们先来看看人家当时给周神父的工资，这位大哥一上船，就是年薪英镑的标准。这里给大家说下，当时的英镑值多少钱？我们可以看看，马嘎尔尼公爵当时的年薪是1.5万英镑。换算下来相当于年的万法郎。那么我们可以算出，周的年薪就是年的9万法郎。

年的9万法郎是个什么概念，大家可以去查查！不得不说，当年的英国佬还是够大方的！

周撕毁了合约，这在比较信奉契约精神的西方人看来，确实是一种不可接受的行为。但英国人也没有什么办法。而且后来恶果也出来了。

剩下的李雅各神父倒是颇有契约精神，冒着危险答应了留下，主要是因为他长得有几分像洋人，同时也相信使团能保护他的安全。但是他是满族人，斯当东后来在回忆中说道：“他的宫廷语言能力太差”。应该指的是他的文言文能力太差。

不过这也不能怪李雅各，他年仅13岁的时候就去了欧洲，一走20多年，回国时对幼年时期的中国记忆都已经模糊，加上本身家庭还是满族人，对那些晦涩的文言文本就已经所知有限，更不可能熟悉清廷外交方面文字的体裁了。同时由于自幼便离开，李雅各也毫无任何中国官场上的经验。

斯当东就曾在回忆中不客气地批评过李雅各：不仅不懂中国官场的文书风格，不能理想地完成翻译的工作。也不熟悉官场的讲话方式，常常会把一些对方官员客套委婉的话理解为对方认真的承诺。

而据他的回忆，走掉的周保罗倒是知识渊博，不仅写得一笔好字，中国文化也功底深厚，因其家庭世代为官门中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师爷，官场经验也非常丰富。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最佳翻译人选。但遗憾的是，周保罗为了安全最终撕毁了合约撇下了使团而离开，也让这次两个帝国之间的交流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最终也从一个侧面上影响了这次让中国拥抱世界的机会。

很多年后，常常在想，如果周保罗没有走，如果他能够凭借自己深厚的中文功底和丰富的官场经验，帮助大英使团在这次出使中辗转腾挪，左右逢源，与和珅等一众高官搞好关系，让彼此双方的交流更顺畅，让大清更客观地了解外面的世界，能不能使大清对外的印象发生改变？

这个结果在当年大清的闭塞自大之下，看上去希望确实很渺茫，但作为对乾隆有重大影响力的和珅等人如果能支持的话，相信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起码事件结局不会像后来这么毫无转圜余地，陷入一个彻彻底底的僵局。

如果那样的话，那么大清或许就不会有后面的鸦片战争，还会迎来受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工业文明的影响，而获得一次腾飞的机会。如果那样的话，那么以大清的物力财力，又会是怎样一个局面？但唏嘘的是，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后人在这里只能臆想下而已。等后来被彻底打醒，洋务运动再奋起直追的时候，早已为时已晚。

最后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结果是，周保罗最终还是走了。而在这近一年的旅途中，大英使团唯一的收获是年仅12岁的小斯当东凭借过人的聪明和学习能力，快速地学会了汉语口语并学会了写汉字，成为了使团意外收获的一名“翻译”。

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并且朝廷的书面用语都是使用的诘屈聱牙的文言文。就算今天专修语言学的中国年轻人真正能读透的估计都没几个，当年的李雅各如何能翻译得完美无缺？而这位英国小孩就算再聪明，即便是再罕见的语言天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们也可以想见，更是不可能窥其门道的。

就这样，当使团进入中国后，这支庞大的肩负着重要使命的使团只能仅仅依靠这个李雅各和一个12岁的英国孩子来与中国进行交流了。

也就这样，当年的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两个超级大国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第一次相遇的。而团长马嘎尔尼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

我们再看看大清方面。

其实，当年的大清虽然对外比较封闭，但出于国事的需要，还是有培养翻译的外事机构的。如清初就设立了会同馆，还有从明朝接手过来的四译馆，分别主管朝贡外交和翻译事务，但主要都是用于周边东方的朝贡国家。所以这些机构根本不可能胜任西方国家的外交事务。

到了18世纪初，中俄方面的交涉越来越多，清廷于年建立了俄文馆，后来在年并入同文馆；后来还于年设立了翻译馆，主要目的是教授旗籍的子弟拉丁文，主事者为满人巴多明，招收学员也仅限于旗人，目的就是为了在中俄交涉中担任翻译。

但后来此馆仅存了15年，并且该馆出来的学员也从来没有履行过翻译职务。接壤的俄国都是如此，就更别说那会还远在天边的英国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年大清的短视和对外部的一无所知。整整如此偌大的一个帝国，竟没能培养出一个英语方面的外交翻译人才。

因此，当马嘎尔尼使团叩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大清也没有合适的通晓英语和熟悉英国国情的中国翻译可供胜任。

最后，中方不得不委派了一名外国传教士为“通事带领”，负责翻译工作，此人中文名字叫索德超。

索德超，葡萄牙人，乾隆二十四年来到北京，索德超是一名传教士，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天文，而且对医学也有颇深的研究，同时做人也有一套，深得乾隆的喜爱和信任，不仅担任过清廷的钦天监监正，还曾担任过乾隆宠臣和珅的私人医生，于6年去世。

但遗憾的是，索德超虽然多年在中国，对中文的外交文本很熟悉，但也同样不熟悉英语而熟悉拉丁语，就这样，双方翻译只能以第三方语言为中介艰难地在两者之间架起了这道沟通的桥梁。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翻译的工作量极具增大不说，还常常出现错误。

语言之间转换的复杂性熟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当年斯当东考察完李雅各后就认为他“完全能胜任其母语与拉丁语之间的翻译”，但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评价过于乐观。

而还有一点，索德超是葡萄牙人。前面说过，这也是当初英国人寻找翻译的时候极力避免的国家之一。而偏偏这个葡萄牙人还是首席翻译，不仅负责翻译工作，甚至还负责使团的接待工作，最为致命的是，这名葡萄牙人还对英国人怀有敌意。

而马嘎尔尼在与索德超见面之前，就从另外一名法国传教士那里知道了索德超对英国人的态度，为了赶走这位首席翻译，马嘎尔尼跟索德超交流的时候，故意使用法语和英语，目的就是让这位葡萄牙人无法完成翻译工作，进而达到让清廷换人的结果。

但索德超深受中国皇帝的信任，马嘎尔尼的小算盘全部打空，乾隆在热河接见马嘎尔尼时，索德超就被委任负责一切接见工作。在后来留下的清廷档案中，也记载了索德超在整个使团访问中的重要地位。如留下来的大清军机处档案里就记载了马嘎尔尼递交的国书就是由索德超负责翻译的，就连乾隆后来写给英国国王的圣旨都是经他一手翻译的。不仅如此，他还同时负责检查翻译队伍中其他人的文件翻译准确度。

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就这样被交给了一个对英国人怀有敌意的葡萄牙人，结果我们也可想而知。也许是出于对英国人的敌意，希望让英国人丢尽颜面。也许是在中国官场的多年历练下，深谙中国的官场规则，当年马嘎尔尼递交的国书就被索德超翻译得口气极尽谄媚、谦恭无比。

如里面的几句，网络上有很多用白话文解释的，摘来如下：

我乔治三世代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印度，祝中国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只有您才配治理天下万万年。我知道中国的地方太大，管理的百姓也多，皇上您操心天下大事，不但是中国，就连外国，都要您去保护，这些国家都心悦诚服，皇上您太操劳了。如今全球各国都说，世界上只有中国大皇帝统治的地方，制度更加完善，所有人都心服赞美，所以我也越来越神往。皇上，今年是您的八十大寿，我向您进献贡品，盼您能体恤我们。

无语了吧，这怎么看都不像一份国书，更像是一份匍匐在庭前的可怜小邦乞求归顺的降表。看到很多网络资料说这是乔治三世的原话，纯属胡扯。不错，英国为了这次访问能够顺利，语气比较谦恭，但绝对不是谦卑，其实真实版的英文国书是在乔治三世亲自指点下完成的，用词十分严谨和理性，绝没有谦卑到了如此这个地步。

我们还可以看看，在使团出发之前，英国内务部长敦达斯对马嘎尔尼的告诫：“您到后要尊重中国朝廷的礼仪，不过要做到，既不要被礼仪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又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

所以这才是英国人真实的态度和底线。因此，我们可以相信，这封翻译后的国书应该是索德超做了手脚。也许是出于对英国人的敌意，故意埋下一根导火索，让双方产生落差而造成罅隙，也许是为了葡萄牙的利益，不希望再多一个贸易竞争对手。当然这些我们只能猜测，虽然其中肯定有对皇权的敬畏，但相信，索德超是不希望双方能谈判成功的。起码，作为这么一个重要位置，制造点麻烦他完全是力有所逮的。

于是，这封翻译后的“国书”让乾隆阅后龙心大悦，决定在热河接见使团。就连先前因为英国人不肯“三跪九叩”也被他放了一边去。但谁曾想一见面，对方态度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仅因为国书中的礼物是“贡品”还是“礼品”的区别就毫不让步。完全一副和我大清平等的架势，让老爷子极为扫兴。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在这样巨大的心理落差面前。绝对影响到了老爷子后来的情绪。在后来的谈判中，马嘎尔尼提出的谈判请求中，其实除了其中一条划给舟山一处岛屿让英国人居住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外，其他的条款客观来说，基本都是平等贸易下的合理条件。

再说，自古以来，谈判这玩意儿都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就算不行也可以互相好好磋商。但心情不爽的乾隆根本没有留任何商量的余地，再加上我天朝富有四海的心态，就这样，大手一挥全部直接拒绝，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事后，百官尽皆称颂陛下英明，既教训了“小邦”，又维护了天朝尊严。拍马之声不断。整个大清朝，因为封闭导致的自大和因为封闭造成的时代局限，没有人认识到大清已经失去了一次腾飞的机会。令人惋惜不已。

个人一直非常喜欢月关的《回到明朝当王爷》这本书，就是因为正是主角的穿越而把先进开放的理念和思想带到了那个落后的时代，最后让中华成为了傲视世界的大帝国，满足了自己内心一直以来所有歪歪不已的臆想。但遗憾的是，这只能是一个臆想，历史没有这样发展。

不过当时，其实还是有一个明白人，那就是军机大臣松筠，松筠深知双方互开贸易有利无害，促进商贸最终会给大清增加税收和繁荣，这是一个双赢的条约。但朝廷上下心意已决，松筠也无能为力，唯有抱憾不已。马嘎尔尼离去的时候正是松筠奉命作陪相送，在马嘎尔尼在中国的最后日子里，松筠除了陪同和安慰外，也表达了无数的同情和惋惜。

再回到翻译这里，至于索德超翻译的那道给英王的圣旨，今天已经静静躺在大英博物馆里供无数后人观瞻。但遗憾的是，它起的主要作用是成为游人的笑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道降给英王的“圣旨”中，乾隆的口气更是大的出奇，一开头就是：“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在这短短的多字的文字中，有近半的内容是在不厌其烦地彰显天朝的富有和慷慨仁慈，气度恢弘，表达了对对方的“无理”没有计较，并依旧给予英国人在广州贸易的权利，这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但希望对方要“引以为鉴”云云。在整道圣旨中，我们看到的是，活脱脱一副家长正在教训孩子、老师正在训斥学生的场景。

然而，乾隆不知道的是，或者说当时的整个大清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大英帝国，早已是一个足以和大清平起平坐的帝国，国力和文明更是甚至已经远超大清。这其中的傲慢自大。这其中的闭塞无知，让今天我们后人看了都汗颜无比，确实也只能成为人家的笑柄。

由于资料很难查找，这份圣旨已经不知道到底完全是乾隆的意思，还是索德超在其中添油加醋了些东西。据说让当时的英国国王看了当场就忍不住笑出了声。不过，我们可以分析下，从乾隆的执政表现上看，一直还是比较理性的，尤其是在国家大事方面。

如征讨缅甸时，清军损失惨重，甚至数名领兵大将都战死，两名云贵总督问罪自杀，但最后当缅王乞降的时候，乾隆却能压下这口恶气，册封其为缅甸国王，自此两国再无交兵。而征讨安南的时候，面对阮惠这个安南叛将，并造成了大量清兵伤亡，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支持。但最后在审时度势之下，乾隆也能放其一马，转而支持他。

所以，乾隆在对待国家大事上还是相当有分寸的，并且尺度也把握得很好。对待缅甸、安南这等又穷又小的小国都能如此理性，更别说出手如此大方并且远道而来的英国了。我们还可以从后来即便谈判失败后，乾隆在对待英国使团的态度上看，还是给予了比较高的待遇和尊重的，在马嘎尔尼使团回国的时候还亲自指派了军机大臣松筠相送。说明了他还是对外邦礼仪上比较有分寸的。

所以，让人不得不怀疑，这道口气狂妄，满篇轻慢之词的“国书”到底完全是不是乾隆的意思？或者说有多少是真正表达了乾隆的意思？还是索德超因为个人因素在里面夹带了部分“私货”？确实是一个谜团。但唏嘘的是，今天的我们，也只能猜测猜测了。

但无论如何，这次访问的最后结局已经摆在那里了。后来，马嘎尔尼在松筠的陪同下最后从广州离开了这个国家，回国后他和使团中的人有关此事写了大量的回忆，成为了西方人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宝贵资料。而在总结这次访问失败的原因的时候，他也非常遗憾地承认其中翻译水平过低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这样，马嘎尔尼使团的这次访华失败，让中国失去了一次及时和西方世界文明接触的机会，也让大清帝国彻底被西方远远抛在后面。其中最悲哀的是，同时也让马嘎尔尼彻底看穿了大清繁荣背后的落后与虚弱，在他后来的回忆中就对此做了一个经典而形象的总结：“大清就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马嘎尔尼确实没有说错，仅仅过了几十年，当英国人再来的时候，这个骄傲无比的帝国就已经不堪一击了。

在这起对我们历史影响深远的大事件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的是大清落到最后结局的最关键的一个致命症结：封闭。正是因为封闭，所以才导致了连翻译这个外交上的小小问题也成为了一个最后影响国运的大问题。也正是因为封闭。导致了后来的全面落后。而落后只能挨打，这早已是历史告诉了我们无数次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而更重要的是，请不要以为这只是一段历史故事！但愿后世的我们能够一直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