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后破产,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读完了《老后破产》一书。读完之后,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恐怕打碎了很多人有关未来的想象。曾经理所当然的拥有,变得分外脆弱;曾经日夜奋战的愿景,变得有些面目模糊。人们开着玩笑说,每一天都在见证历史,心里却隐隐地感到不安。见证历史的我们,同样也被历史裹挟着,像一阵龙卷风,等醒来时,不知身在何处。这场疫情放大了变化。但变化一直存在着,只是缓慢的变化,往往令人难以察觉。《老后破产》这本书,像是在讲一个人生漫长变化的过程。那个变化缓慢地行进着,直到有一天,抵达了临界值,成了一场噩梦。副标题取得好:名为“长寿”的噩梦。这是一群从六旬至八旬不等的日本老人们,他们大多独居,靠着微薄的养老金,勉强地活着。他们在接受采访时,总是会不约而同地说一句话:“要是可以早一点死就好了。”以往也不乏看到有关日本孤老死的新闻,但真正去了解到这些人生活的具体形态时,才让人从内心生出深深的悲凉感。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正处于持续高速发展的阶段,年轻人们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获得回报。他们意气风发,他们是自己开店的个体户,是在公司上班的职员,是在酒店做清洁工作的服务员,是开建筑公司的小老板,或是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他们把“奋斗”作为生活的主旋律,在辛勤工作之余偶尔地犒劳自己,坚信在年轻时勤奋工作,退休之后就可以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在书中,菊池女士向来访人员高高兴兴地回忆起年轻时候的旅行。她和丈夫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买了私家车,那时候拥有私家车的人可不多。他们自驾去东北大山深处的小溪去钓鱼,沿着不叫路的路往前走,远远地,就能听到水流的声音。透明的河水清澈见底,她回忆起丈夫一条接着一条不断地将鱼钓上来的情景,“呼地鱼竿一甩,就钓上来了。”她的言辞里不乏得意。回忆越美好,现实越残酷。菊池女士时年80多岁,独生子在40多岁的时候去世,丈夫也在几年前去世了。她一个人独居,因为腰腿疾病常年卧床,一个人的养老金只能勉强负担得起一周一次的上门护理服务,和每天一小时的家政服务。每天想办法自己去厨房拿家政护理员在早晨准备好的午餐,需要豁出去半条命的力气。因为行动不便,连去阳台看看外面的风景也成了奢望。控制社会保障支出已是日本的当务之急,养老金支付额度正在分阶段降低,但是物价却在逐年升高。菊池女士的身体却越来越差,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多,本来就不多的存款眼见着就要见底。“一点一点地,这像软刀子杀人一样啊。反正是要杀,干脆一刀杀了算了。不想什么长寿了。”另外一位时年62岁的泽田先生,曾经开了一家宠物店。因为七年前老母亲生病卧床,他关掉店铺专心伺候母亲,直到一年后母亲寿终就寝,而他重返求职市场,却发现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存款无多,他只好卖掉了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房子,然而因为长时间没有工作,找不到租房保证人,他甚至都无法找到可以租住的房子,只能住进了背包客旅社。不久之后他自己脑血栓发作,再也无法离开拐杖,更是无法再找到工作。存款一天天见底,养老金却还未到领取的年纪,就算有了,微薄的养老金一样还是会让他陷入“老后破产”。他局促的旅社小房间的杂物堆里,还保留着一根钓竿,即便是卖房也未能舍得扔掉。“生活虽是这个样子,但还是希望能够实现再去钓一次鱼的梦想。”他说。这是他们难以企及的梦想:去阳台看一看风景、再去钓一次鱼、去医院能够打车、吃一个最爱的豆沙面包……菊池女士、泽田先生,还有数百万的独居老人在年轻的时候,恐怕都没有想到过,晚年情景会如此凄凉。————《老后破产》是基于年播出的NHK特别节目所作的通讯报道。书中讲到,年,日本人口为1.25亿;年这个数字为1.26亿。因为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人口数呈现逐年“自然减少”的趋势。而从劳动力人口扶养65岁以上老人人口的比重来看,年为5.1人扶养1人,年为2.6人扶养1人,到年将是1.7人扶养1人。读到这里,我不免纳闷,中国现在的老龄化程度如何呢?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年)》,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为2.4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7.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为1.67亿人,占比达到11.9%。到了年,我国老龄化程度(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2.0%,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排名第57位。老龄化程度远低于前三位的日本(28.4%)、意大利(23.3%)、葡萄牙(22.8%)。正当我稍微有一点感到安慰时,又一组数据跃入我的眼帘。根据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的预计,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来看,年左右中国将超过3亿,年超过4亿,年达到峰值4.88亿,占比为35.6%。按65岁及以上来看,年为1.72亿,年超过3亿,年为3.66亿,年达到峰值3.98亿,占比29.83%。从劳动力人口扶养老年人口比重来看,年为5个人扶养1个老人,年为2个人扶养1个老人,而到了年,1个人就得扶养1个老人。年前后,正是现在的70后、80后组成了老年群体,90后即将步入老年群体,我们所面对的养老挑战,和今天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养老挑战,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我一边读着《老后破产》里那些日本老人们因为养老金不够用,只好停止用电,因为没有搬家费不能换一个房租更低的住处只好不断缩减食物开支,在下个月养老金发放前几天几乎弹尽粮绝只能每天吃一顿酱油拌凉面,生病了不到医院因为付不起医药费等等令人心酸的遭遇时,一边不由地为自己的未来倒吸一口冷气。文中老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辛苦了一辈子,哪里想到老了的时候活成了这个样子?”那么现在还是年轻人的我们,在三十年之后,又将面对什么样的老年生活呢?————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日本以人均寿命83.7位居第一,中国为76.1,位居全球第53位。根据年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年为35岁,年为57岁,年为68岁,年达到了77岁。在中国的城市当中,年上海和北京的平均寿命都超过80岁,特别是上海,平均寿命高达83.18岁。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的养老问题愈显重要。全民的社会养老问题,其实是直到近现代才被得到重视。在此之前,除了少数金字塔顶端的权贵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都只能“生死有命”。德国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起源于年所颁布的《疾病和养老保险法》,规定在工业工人、农业工人、手工业者及公务员中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费用由国家、雇主及雇工三方分担,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70岁。而在古代中国,虽然从汉代开始就有养老金的雏形,但直到清朝,养老金也仅覆盖于级别比较高的退休官员。基层官员基本上等到了退休年纪,只好卷铺盖走人。至于广大劳动人民,千百年来,自生自灭。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养老金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但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后,从80年代起,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制度才得以重建并推进。到了90年代,养老金首先逐步覆盖到了广大职工和离退休人员,而农村养老保险(老农保)还处于试点和推广的阶段。年央视有一则新闻,黑龙江一位老农每月只能领到3毛钱的退休金。这只是老农保案例的冰山一角,老农保制度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从年起,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开始试点,基础养老金底线为每人每月55元(年提高至70元),截至年底,在填补了农村居民和城镇非就业居民养老保险长期以来的制度空白之后,中国基本实现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如果说日本开始于年的国民养老金制度到现今还太年轻,那么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可能还是个正在蹒跚学步的孩子。如果说日本的老年一代,依靠养老金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周转(房租、三餐、水电、日常出行),那么中国当前绝大多数的老人(其中农村老人占比50%),即便领取了养老金,可能也还仅限于贴补粮油米面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在刚刚读完《老后破产》时的所感受到的震惊的心情,可能也是一种“无知”的体现。按照世界银行在其年于《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中提出的“三支柱”的概念,第一支柱为公共养老金计划、第二支柱为职业养老保险计划,第三支柱为个人储蓄计划(年又新增两个支柱更新为“五支柱”的建议,暂不赘述)。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国家基本养老、企业补充养老和个人补充养老相结合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根据年新华社的报道,人社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局长唐霁松的介绍,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三大支柱占比依次约为78%、18%和4%。这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养老金高度依赖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负担很大。想到年,中国将成为“超老龄化社会”,我不由地从原来“今天的日本老人就是未来的我们啊”的感叹,转而变为“未来的我们能比得上今天《老后破产》里所描述的日本老人们吗?”————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社会层面上,后代养老竟然没有被纳入任何官方的建议当中。“养儿防老”可不是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话么?难道它真的已经是不适用于时代了吗?“养儿防老"的由来,与农耕社会时代的社会生产关糸息息相关。出处是宋朝陈元靓的《事林广记》:“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农耕时代,当上一代的老人们种不动地了,孩子们接过锄头,种地养活老人。孩子是生产力,生得越多越好,再穷也要生。然而随着中国独生子女世代的出现,和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孩子们离开了农村,远离了家乡,为了生计而奔波与奋斗。原来在农村,再穷总有房子住,再苦总有粮食吃。到了城市里,不赚钱就只能睡桥洞,不赚钱就只能翻垃圾桶。房租、通勤、餐食,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月光族应运而生。后来,月光族们准备结婚了,掏空了四张存折终于在城里买下了房子,落下了脚。结了婚,不敢生孩子的迟迟不生;生了孩子的,要么有一方辞职在家带孩子,要么有老人来帮忙带孩子。对于老人们来说,以为辛苦了一辈子,退休之后终于可以安享晚年了,哪里知道年轻人们的压力也转嫁到了自己的身上?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家庭结构变成了结构(甚至是结构),上面有4个老人,下面有1至2个孩子,中间只有2个劳动力。写到这里,深深地感受到了老年人们隐忍的无奈,和中年人们无声的崩溃。还记得年那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中所写的,作者的岳父因为流感进了ICU,“人工肺开机费6万,随后每天2万起。我们估算了下,家里所有的理财、股票卖掉,再加上岳父岳母留下来养老的钱,理想情况下能撑30-40天。那么40天以后呢?要准备卖房吗?……如果钱花光,女儿、夫人、岳母和我自己以后就扛不住任何的冲击,再有人生病,ICU的门都进不去。”和《老后破产》中的泽田先生一样,在老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养儿防老”尚且可行,但一旦老人生病,需要大额的医疗费,或者卧病在床,需要长期的床榻护理,将很有可能将老少两代人都推入“老后破产”的境地当中。但是,不正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才容易生病吗?————当下的劳动主力人群,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除了要考虑“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结构的经济开支以外,其实还需要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筹谋。我自己大学刚毕业的那几年,攒下一点钱就出门旅行,美其名曰看世界。那时候我妈妈很不理解,她觉得有了钱为什么不存起来,什么旅行,不就是玩嘛?我也很不理解她,还劝她也应该多出去走走。我们的上一辈,都特别喜爱存钱。即便逢年过节给他们一些生活费,他们也是第一时间存起来,从不舍得花。我们不理解,我们是刷信用卡长大的一辈,追求着西方式的“先享受再买单”的理念,这几年消费主义愈演愈烈,“买买买”成了口号似的,好像人人都有一个小金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像丰富的物质生活将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好像好日子还在后头。当我们要买房子时,老父亲老母亲,从攒了几十年的存折里,掏出一笔巨款支持首付,我们感到惊讶,第一次意识到存钱好像是有一点用的。我们的上一辈,医院。身体不舒服了,医院,总说没事没事,买点药吃就好了。我们也特别不理解,医院,那万一拖成大病怎么办。再者,既然有医保,为啥怕花钱呢?其实,我们又没有想到,即便是有医保,也还是不能涵盖百分百的医药费的。老人们怕的就是检查出大毛病,一生病就把所有的养老积蓄都掏空了。他们害怕,所以选择了逃避。但他们不会跟我们说是因为怕花钱,他们会说,没事,买点药吃就好了。我以前不懂,现在有点懂了,有点心酸,也为以前自己的不理解感到惭愧。他们生活在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刚刚开始的年代,商业保险刚刚开始的年代,投资理财刚刚开始的年代。一切都是新的,新到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去借鉴,也没有足够成熟的机会去尝试。他们为自己的老年生活能够做的唯一的规划,就是存钱。现在的我们,似乎比上一辈有了更多的选择,但当我们步入暮年的时候,我们也还能有更多的选择吗?我原本还想再写一写,我们能做什么,以避免陷入未来老后破产的境地,但发现这个话题太大了,也太复杂了。连NHK节目组做了这么多的调研和访问,也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连世界银行融合世界各国养老机制所提出的三大支柱、五大支柱的建议,都在现实社会里推行得困难重重。历史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进程,虽然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但一个人的生命太过微小,在宏观的历史进程里一闪而过。时代的欣欣向荣,给了我们个体一个错觉:未来会更好,而且是越来越好。殊不知,那个未来,是拉长了时间轴的一个大未来。生命的本质,是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进程。我们能做的,除了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好规划个人经济,培养一两样走不动时还能消磨时间的兴趣爱好,设想好自己的暮年生活,还有什么呢?现在的我,也暂时想不出答案。但至少,希望我们未来可以不用像《老后破产》书中的那些老人们那样感叹:“年轻的时候,哪里想到现在活成了这个样子啊!”二木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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