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中的“一帶一路”＊
華濤
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南京大學南海中心
西漢建元三年（西元前年），張騫出使西域，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稱之為“張騫鑿空”。司馬遷記載說，“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後於元狩四年（西元前年），張騫再次西使，“騫既至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於寘、扞罙及諸旁國。”俠義的“西域”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新疆，即天山南北及其以西一些地方，而廣義的“西域”則泛指河西四郡最西端玉門關和陽關以西廣大的地域。虽然指代古代和中世纪东西方各国各地区之间人员交流、物产交换、知识传布通道的“丝绸之路”很早就存在于所谓的旧大陆上（亚、欧、以及北部非洲），但是作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东方起点“中国”与中国以西各地区的正式交往，开始于公元前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自從張騫鑿空，不僅歐亞大陸最東邊的中國人與西域各地有了人員往來，而且相互開始有了比較直接的瞭解，也有了物品的東西流動。人類歷史上偉大的“絲綢之路”正式開通。东西文献都有不少关于伟大的“丝绸之路”的记载。本文介绍和分析中文古籍和阿拉伯—波斯古籍两个方面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
一、唐代陸海絲綢之路繁榮和相關中文古籍
敦煌窟[1]是敦煌比较著名的壁画洞窟之一，“张骞出使西域图”是其中的一幅。这个洞窟的壁画曾经被美国人华尔纳剥离了一些，幸运的是华尔纳没有剥离张骞出使西域图，让这幅“研究丝绸之路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保留了下来。敦煌研究院的介绍[2]说：北壁的《张骞出使西域》，讲述的是霍去病在攻打匈奴胜利后获得了两个“祭天金人”，于是汉武帝建造了“甘泉宫”供奉这两个“祭天金人”。虽然每日带领群臣焚香礼拜，但不知金人的名号，故而派张骞赴西域问金人名号的故事。画面中汉武帝骑在马上，群臣持伞盖相随与张骞告别，张骞一行人马穿山越岭，长途跋涉已近大夏国,远处城垣在望，城内寺塔林立，城外已有比丘出城迎接。
这幅图“虽有许多牵强附会之说”，但可以让我们看到了唐代人对张骞“凿空”的理解。不过我这里要问的是，为什么初唐的壁画将张骞出使西域与佛教挂上钩？
将“金人”与佛教挂上钩开始于北齐《魏书·释老志》[3]。从目前存世的古籍看，魏晋和唐代前期最集中的“丝绸之路”活动是中印之间与佛教相关的交流，敦煌壁画中的传说虚构大概与此有关。今天存世的多部典籍反映了這些與佛教傳佈相關的交通，除了最著名的玄奘《大唐西域記》外，還有義淨（—）《西域南海寄歸內法傳》、慧超（新羅人，唐前期）《往五天竺國傳》、《悟空入竺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相比，隋唐時代中西僧人的往來有兩個特點：一是西域高僧東來翻經者漸希，而中土高僧赴印度求法者激增，如唐代見於記載的外國譯經師約三十四五人（其中印度約二十人），中國赴印度求法的高僧多達六十。二是唐代求法高僧大多走海路前往印度，在赴印度的大約六十人中有三十多人走的是海路，說明唐代海上交通已經相當發達。[4]可見，絲綢之路在張騫的時代主要是走陸路，但隨著人類對海洋瞭解的加深，對海洋駕馭能力的增強，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步發達起來。可以說，唐代是“一帶一路”或者“陸海”絲綢之路全面繁榮的時代。當然，海上絲綢之路全面超越陸上絲綢之路，那還要到宋代。
中國古籍中有一些關於古人親身經歷“陸海”兩路的記載。比較早的是東晉法顯（年—年）和他的《佛國記》。到唐代，和法顯一樣從陸路西行，再由海路而歸的是高僧義淨。当然反映唐代陸海絲綢之路繁榮的不僅有高僧們留下的親身行紀，還有政府官員的史書記載。賈耽（—）《邊州入四夷道裡記》就是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新唐書·地理志》卷四十三下志第三十三下（羈縻州）
唐置羈縻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於夷落，而四夷之與中國通者甚眾，若將臣之所征討，敕使之所慰賜，宜有以記其所從出。天寶中，玄宗問諸蕃國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纔十數國。其後貞元宰相賈耽考方域道裡之數最詳，從邊州入四夷，通譯於鴻臚者，莫不畢紀。其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遠近，皆概舉其目。州、縣有名而前所不錄者，或夷狄所自名雲。
賈耽是唐朝貞元年間（—）的宰相，《舊唐書·賈耽傳》說：“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卷一百三十八）根據《新唐書》記載，賈耽當時不僅列出了唐朝通往四面八方的七條主要大道的名稱和大方向，而且還詳細說明了各條大道沿途的主要城池關隘、河流山川，並且提到了七條大道之外很多其他道路，充分展現了漢文化世界與四方交通的知識。下面是《新唐書·地理志》詳細說明的第七條大道“廣州通海夷道”的詳細情況[5]：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裡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笪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硤，三日至葛葛僧祇國，在佛逝西北隅之別島，國人多鈔暴，乘船者畏憚之。其北岸則箇羅國。箇羅西則哥谷羅國。又從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勝鄧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國。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藍洲。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經沒來國，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經十餘小國，至婆羅門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國。又十日行，經天竺西境小國五，至提?國，其國有彌蘭大河，一曰新頭河，自北渤崑國來，西流至提?國北，入於海。又自提?國西二十日行，經小國二十餘，至提羅盧和國，一曰羅和異國，國人於海中立華表，夜則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烏剌國，乃大食國之弗利剌河，南入於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羅國，大食重鎭也。又西北陸行千里，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
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皆緣海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當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拔離謌磨難國。又一日行，至烏剌國，與東岸路合。
賈耽能夠在《邊州入四夷道裡記》比較詳細描寫了中國通往西亞的海路，自然得益于唐與西亞的交通，而這些交通中，除了使者、商旅等，一個名叫杜環的戰俘也以自己的《經行記》做出了重大貢獻。杜環的詳細情況不清楚，但是唐朝著名史學家、宰相杜佑（年－年）在《通典》（卷“邊防七”）中提到了杜環，說：“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代宗李豫，—），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囘，著《經行記》。”由此可見，杜環參加了絲綢之路歷史上著名的怛羅斯[6]之戰，被俘往西亞阿拉伯，後從那裡脫身，乘商人船舶返回東土大唐。至於怛羅斯之戰時他在唐軍中身居何職，被俘後的經歷，何以脫身，最後所乘之船是經由直返還是輾轉幾次返回中國，我們沒有具體材料。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杜佑在《通典》中摘錄了《經行記》部分內容。
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邊防九“大食”條引用了杜環《經行記》[7]：
杜環《經行記》雲，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瓌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郛郭之內，鄽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湊，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為盧舍，有似中國寶轝。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算數。粳米白麵，不異中華。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鬥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陶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匝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菶蒲孔反，一名葜蘆茇。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阝睘）、呂禮。又以橐駝駕車。其馬，俗雲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腳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腳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裡，其卵大如二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為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
怛邏斯之戰是唐與大食的唯一戰事，大食雖勝，但因正處於內部政權更迭之際，無暇顧及東擴；而唐朝不出兩三年即遇到安史之亂，兵力內調勤王，安西四鎮不保，更無法西進。不过怛羅斯之戰的後果之一是大食將俘虜的唐人帶回，而這些俘虜則將自己掌握的技術和知識帶到阿拉伯、波斯。杜環《經行記》記載了“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阝睘）、呂禮”。歷史是複雜的！一個戰爭和衝突會帶來灾难，也会促成有益的知識交流。我們在古籍中會讀到不少這樣的絲綢之路歷史。
二、伊斯蘭文明的興起和阿拉伯“翻譯運動”
杜環的記載最有意思、最生動的內容或許是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日常生活的介紹，如穆斯林每日的五次禮拜、禮拜的清真寺、禮拜中講經的內容、穆斯林婦女戴面紗的习俗等等。
伊斯蘭教是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于西元7世紀初創立的，是世界三大一神教之一（猶太教、基督教）。穆罕默德生活在阿拉伯半島西岸的麥加，約於年得到“真主”天啟後，向自己的親人好友傳播，標誌著伊斯蘭教的興起。雖然穆罕默德開始傳播信仰時並不順利，被迫帶領最初的信仰者從麥加遷徙（hijra）到麥迪那，但在年他去世時，伊斯蘭教已经得到阿拉伯半島大多數人的信奉（穆斯林，伊斯蘭教信奉者）。穆罕默德去世後，他的四位繼承人（“哈裡發”，阿拉伯語：“繼承人”）相繼帶領穆斯林們向外發展，之後，“倭馬亞”王朝（又作伍麥葉王朝，—，汉文古籍作“白衣大食”）、阿巴斯王朝（—，唐代称其为“黑衣大食”）很快擴展成一個橫跨亞非歐的大帝國，包括西亞（今天敘利亞、伊拉克等地）、波斯、埃及、北非馬格裡布、西南歐比利牛斯半島以及印度西部等地。
附倭馬亞王朝圖（转引自《伊斯兰百科全书》地图册）
附阿巴斯王朝圖（转引自《伊斯兰百科全书》地图册）
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政權在穆罕默德去世後的巨大發展，當然有很深刻的原因，但就文化而言，這個征服了亞非歐廣大地域的大帝國，不是摧毀各地的文化，而是接觸、吸收並消化成自己的文化。這種接觸、吸收、消化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自覺。[8]而這個吸收和消化的最重要行動是阿拉伯歷史上著名的“翻譯運動”。
其實在多民族、多語言的中東地區，甚至在整個絲綢之路上，翻譯從來就必不可少。例如佛教東傳中土，佛經的翻譯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大事。在中東，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和波斯薩珊王朝的統治者都曾經開展過翻譯活動。阿拉伯人走出沙漠，征服了廣大地區，那裡的民眾基本上不會說阿拉伯語，所以阿拉伯征服者不論是政府管理還是日常生活，都離不開翻譯。倭马亚王朝時期的翻譯，就是這樣零散的、應時的。
在廣大帝國需要翻譯的語言當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西亞流行的中古敘利亞語（MiddleSyriacAramaic，4—8世紀流行於中東，是基督教世界拉丁、希臘之外的第三種古代主要語言）和波斯薩珊王朝的中古波斯語（巴列維語，傳入中國的祆教/拜火教就是講這種語言）。但是到阿巴斯王朝取代伍麥葉王朝後，翻譯的政治內涵越來越大。阿拉伯統治者不僅需要在理論上說明伊斯蘭教在人類歷史秩序上的位置，而且要向世界表現出伊斯蘭對人類文明的繼承，證明西歐的墮落和東拜占庭的無知。所以從阿巴斯王朝第二任哈裡發曼蘇爾（-年）開始，政府公開鼓勵、資助、組織系統的翻譯，阿拉伯社會教內教外也積極回應。從敘利亞語並通過敘利亞語從希臘語，從中古波斯語（巴列維語）、從梵語等等，用阿拉伯文翻譯了大量的希臘羅馬、波斯、印度著述，包括哲學、邏輯學、數學、天文學、醫學等等。[9]参与其中的不仅有阿拉伯人，也有其他民族的人；不仅有穆斯林学者，也有非穆斯林的学者。
這個持續了兩百年的“翻譯運動”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是絲綢之路上光輝的一頁，伊斯蘭文明不僅由此成為人類歷史上最豐富多彩的文明之一，而且將那個時代歐洲人不屑一顧的古希臘羅馬文明，通過翻譯保存在阿拉伯語文著述中，稍後還保存在新波斯語文的著述中[10]。正因為此，幾百年後歐洲人才有機會重新找回失落的文明，使之成為“文藝復興”和現代西方文明的重要資源。
前面中文典籍中賈耽提到的“大食國”、“茂門王”和杜環談到的“號暮門”的“大食王”，是阿巴斯王朝第七任哈裡發馬蒙（—年）。這位哈裡發是支持“翻譯運動”最重要的阿拉伯君主之一。[11]年馬蒙在巴格達建立了一個集圖書館、科學院和翻譯局于一體的機構，即著名的“智慧館”（Baytal-Hikmah），推動翻譯工作。雖然馬蒙之後，這個“智慧館”的重要性大減，但是此後建立“科學馆”（Dāral-`Ilm，一種類似圖書館的藏書、學習場所）成為伊斯蘭社會官私各界、教內教外的風尚。再後來，這種風尚結合進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madrasai）。今天，我們在“一帶一路”沿線一些古老清真寺的圖書館中還可以看到許多珍貴的古籍。
這裡用一個具體的與典籍相關的事例說明阿拉伯“翻譯運動”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意義：今天我们看地图，或者绘制地图，都会使用经纬度，每个地点都有经纬度数据。这样的制图法可以追溯到西元初古希臘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地圖學家、數學家托勒密（ClaudiusPtolemaeus，約90-年）繪製的世界地圖[12]。在地圖的極東地區，北部有“塞裡絲”，南部有“秦/支那”。一般認為“塞裡絲”是與“絲”相關的一個詞，是經過陸上絲綢之路傳到西方的，而“秦/支那”應該是通過印度傳到西方的與“秦”、“秦人”相關的知識。这一反映絲綢之路知識傳佈的托勒密著作《地理學》和托勒密地圖，以及按經緯度進行的製圖法，在歐洲進入神學取代科學的黑暗的中世紀以後，逐步被歐洲人忽略甚至遺忘了。然而令人慶倖的是，托勒密的著作和他按照經緯度繪製的地圖被阿拉伯人翻譯成阿拉伯文而保存了下來，并且影响了阿拉伯—波斯学者对地球的了解和地图的绘制。（如花拉子密的书和伊德里希世界地图）
阿拉伯文托勒密地圖
（现藏于伊斯坦布尔索菲亚清真寺博物馆。转引自《伊斯兰百科全书》“托勒密”条）
總之，西元八世紀以後，隨著伊斯蘭文明的繁榮，亞歐大陸出現了兩個交相輝映的文明體，即東亞的中華文明和西亞的伊斯蘭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一樣，都產生了大量的古籍文獻。這些阿拉伯—波斯古籍文獻從西亞北非的視角，記載了人類在絲綢之路上的活動。而此时，公元年西罗马帝国瓦解后，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不仅军事政治、人文科学一落千丈，而且忘却了自己的先人在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成就。也就是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甚至到年之前，除了中文，阿拉伯—波斯古籍是关于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古籍文献群。
三、阿拉伯—波斯古籍中的“一帶一路”
阿拉伯—波斯遊記文獻中的中國知識
中國著名學者張星烺早在年編寫出版了《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其中“阿拉伯人關於中國之記載”[13]共摘引了10種著作，第一種《蘇烈曼遊記》是著名的阿拉伯東方遊記之一。張星烺先生之後，劉半農父女合譯了法國著名東方學家、穆斯林文獻研究家費瑯（GabrielFerrand）年的法譯本。這部著作的手稿是17世紀法國人在敘利亞阿勒頗收購的，目前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18世紀初開始有法國學者進行研究，包括手稿的公佈和翻譯等，此後有多種語言譯本。目前最好的譯本是年法國學者J.索瓦傑（JeanSauvaget）的法文譯注。年代穆根來、汶江由根據索瓦傑的譯注本做了翻譯，書名為《中國印度見聞錄》（中華書局，年）。這本書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寫成於伊斯蘭曆年（.07.05—.06.22），後一部分大致寫於西元年[14]，因為後一部分的作者提及黃巢起義軍於伊斯蘭曆年（.09.13—.09.02）攻陷廣州，並提及自己於伊斯蘭曆年（.07.17—.07.04）在巴士拉見到另外一位著名的阿拉伯學者。關於書的作者，學者們都同意後一部分的作者是阿布·賽義德，但前一部分的作者，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並不是所謂的“蘇萊曼”，因為書中只是在一個地方提到這位“蘇萊曼”，而且那一段的敘述突然從第一人稱轉為第三人稱；同時，中世紀阿拉伯—波斯其他著作家提到這部書時，都是只說書名，而沒有作者名。所以這本書是當時伊拉克社會流行的茶餘飯後消遣性傳聞的彙集，成書不久其編者的名字就被遺忘了。
雖然是西元9—10世紀的傳聞，但是學者認為其內容非常重要，因為內容表明，它的資訊是從那些很可能到過中國的人那裡搜集彙編的，反映了當時大食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與中國的往來及獲得的資訊，並且不少內容能夠與其他阿拉伯—波斯文獻，甚至是與中文文獻相對勘。例如，《中國印度見聞錄》中談及的從阿拉伯半島前往中國的海路線路和沿途島嶼，與賈耽描述的第七條大道“廣州通海夷道”的情況基本吻合；描述的“在商人雲集之地廣州，中國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權他解決這個地區各穆斯林之間的糾紛”（7页），顯然是中國歷史上在廣州設立的“蕃長”，這些“蕃長”是政府設立來管理當年在廣州“住唐”、等待季風返回阿拉伯、波斯的商人。目前雖然在唐代文獻中尚未發現非常明確的關於“蕃長”的記載，但北宋《萍洲可談》的記載非常清晰。《萍洲可談》卷二記：“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入貢，用蕃官為之，巾袍履笏如華人。蕃人有罪，詣廣州鞫實，送蕃坊行遣。”[15]当然《中國印度見聞錄》的有些記載比较容易与历史对接，如記載了中國使用帶孔的銅錢（99页），如中國男人“總是留著滿頭長髮”（页）；再如中國人婚姻注意到“凡是親屬，或同一血統關係的男女不能結婚，只能到本族以外去求親”，“中國人公認，避免同族通婚，可以生育出優秀的後代”（—页）。[16]有些则需要做更多思考。
總之，雖然《中國印度見聞錄》的作者很可能並沒有到過中國，但其中記載的中國資訊，應該是親身經歷者在巴格達流傳開的，有些可以補充中文文獻中缺少的內容。目前研究認為，真正抵達中國的阿拉伯旅行家是14世紀的伊本·白圖泰。其實即便伊本·白圖泰真正到過中國，他遊記中的某些內容也不合情理。不過作者在親身經歷的記載中添加了一些道聼塗説的內容，還有事後補充時的錯簡、訛誤，大概是幾百年前旅遊文獻的通常毛病。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也有類似的問題。
雖然真正到過中國的阿拉伯—波斯旅行家很少，或者說歷史並沒有留下他們的記錄，但不少阿拉伯—波斯著作家曾經從西亞往東旅行，有絲綢之路的親身經歷，並且留下了一些重要的記載。如著名的阿拉伯地名詞典學家雅忽特（—年）主要活動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曾經在伊斯蘭東方廣泛旅行：6—17年遊訪了你沙不兒和馬魯；9年游訪了巴里黑、馬魯察葉可等；9年遊歷了花剌子模。這些遊歷讓他感受、瞭解到蒙古成吉思汗的興起和西征，不僅為他自己著名的《地名詞典》增添了一線的材料，也為那個時代生活在西亞阿拉伯核心地區的著作家們提供了資訊。
附雅庫特遊歷地圖(转引自《伊斯兰百科全书》）[17]
当然，到蒙古西征灭亡巴格达的阿巴斯政权，在伊朗建立了蒙古政权“伊利汗国”，伊利汗国君主不久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斯兰的蒙古政权又用波斯文—阿拉伯文编纂了一些古籍，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等。这些古籍是我所在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重要的研究内容。
阿拉伯—波斯地圖知識在“一帶一路”上的傳播
阿拉伯地圖學繼承了歐洲的傳統，有圓形世界地圖，有分區地圖，也有世界全圖。阿拉伯地圖學知識在蒙古元朝時期東傳中國。這個知識後來的具體體現，不僅有明朝的《大明混一圖》，而且還有朝鮮李薈、權近在年繪製出《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根據地圖上權近的題跋，我們知道建文元年（年）明惠帝登基時，朝鮮賀使金士衡在中國見到了元代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圖》，並將這兩幅圖的複本帶回國。建文四年（年），經金士衡和李茂研究，由李薈更加詳校後合為一圖，又由權近增加了朝鮮和日本，合成新圖，名為《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這兩幅《混一圖》上都有很多中亞、西亞、北非、歐洲的地理資訊，這些資訊都是東方漢地典籍以前沒有記載的，想必一定是蒙元時期阿拉伯—波斯地區東傳來華的。現在中國和日本一些學者對《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上的部分中亞、西亞、北非地名進行了研究，已經肯定了上述看法。
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日本龙谷大学版）
阿拉伯—波斯地理學、地圖學對中國的影響，還體現在一幅維吾爾族古代地圖上。在西元10世紀以後，以今天的喀什及喀什以西為中心，建立起了一個很重要的政權“喀喇汗王朝”。[18]這個王朝一直到成吉思汗興起後才最後滅亡。今天一般認為該王朝王室是維吾爾的先人。出身于喀喇汗王朝王室的著名學者馬赫穆德·喀什噶裡，大概受到王室內部矛盾的影響，離開中亞，前往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達，在那裡編寫了《突厥語大詞典》，實際上是一部百科全書，用阿拉伯文介紹、解釋突厥人的語言、文學、生活、傳統、地名、風俗等等。書中附有一幅阿拉伯—波斯式的圓形世界地圖。不過阿拉伯—波斯傳統的圓形世界地圖是以伊斯蘭的聖地麥加為中心，而喀什噶裡的圓形地圖以中亞喀喇汗王朝為中心，不僅有繼承，而且有創意。
附喀什噶裡地圖（转引自《突厥语大辞典》原文影印版）
阿拉伯—波斯航海技術對中國航海事業的推動
古代中國人發展出很好的航海技術，掌握了很好的航海知識，鄭和船隊的七次下西洋就是很好的證明。關於鄭和航海，中文古籍中有三本重要的親身經歷者的記載，即隨鄭和航海的費信《星槎勝覽》（明正統元年/年定稿）、馬歡《瀛涯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宣德九年/年）。費信隨船隊四次下西洋（第一次永樂七年/年、第二次永樂十年/年、第三次永樂十三年/年、第四次宣德五年/年）；馬歡三次（永樂十一年//第三次、永樂十九年//第四次和宣德六年//第七次）；鞏珍（明應天府人）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此外还有《鄭和航海圖》和《兩種海道針經》（《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这些都是关于那个时代航海技术的记载。
根据《郑和航海图》和《顺风相送》，我们可以看到，大致以苏门答腊岛为分界线，从苏门答腊岛往西与苏门答腊岛往东航行，航海技术是不同的。从中国到苏门答腊岛的航行基本上是根据中国自古以来在东亚海域航行的经验，包括“针路”（罗盘方位）、“更数”（水上的里程：一昼夜分为十更，一更合六十里。），当然还有日月出入、风云变幻、海流潮汐进退等等。[19]但是从苏门答腊岛往西（往北至孟加拉不同）前往斯里兰卡/锡兰、前往印度、前往马尔代夫（溜山国），甚至更西，除了所谓的“针路”和“更数”，还使用星辰定位的方法（牵星过洋）。所以中国的商船以往只到印度西海岸古里、柯枝一带。古里，《明史》称其为“西洋大国”，“诸蕃要会也”。[20]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描绘“古里佛，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剌密迩，亦西洋诸番之马头也。”[21]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大食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卷三，航海外夷条）又说，“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而年伊本·白图泰在古里等中国东行时说，“该地与中国往来，殆由中国船任之。”（岛夷志略校释，页7）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重要？当然当地政权政治军事力量的原因重要，但从航海技术上讲，这里是东西航海技术的分界线，因为印度洋与东亚海域地理海洋面貌不同，季风不同（东亚海域：南北季风；印度洋：东西季风），星座不同（东亚海域航海：北斗星；印度洋：布司星、水平星、北辰星、华盖星、灯笼骨星等）。所以我们看到郑和船队在苏门答腊岛岛以西的航行中，使用了“牵星过洋”的技术。而这个航海技术不是中国人自己的，是蒙古元朝时期色目人从丝绸之路带来的。
我的導師陳得芝先生在元代文獻中發現蒙古元朝政府在福建沿海一帶徵收“海道回回剌那麻”，並要求徵收到了之後，“具呈中書省行下合屬取索者”。這裡的“剌那麻”是阿拉伯文“rāh-nāma”的音譯，意思是“航海書”。[22]由此看來，元朝從回回那裡徵收到的“剌那麻”航海書是明朝得到阿拉伯—波斯航海技術的重要來源。雖然今天留存下來的元代和明代文獻中，沒有更多的史料說明“海道回回剌那麻”的內容，但是我們可以在另外一件歷史事件和歷史典籍中看到它的身影。
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約—，VascodaGama）於15世紀末從歐洲繞好望角到達非洲東岸，準備橫跨印度洋航行至印度，但是苦於不瞭解印度洋航行情況。結果找到阿拉伯航海家伊本·馬吉德，伊本·馬吉德帶領他們成功渡過印度洋，從而開闢了新時代—歐洲大航海時代。伊本·馬吉德使用的航海书今天仍然存世，是研究古代絲綢之路上阿拉伯—波斯航海技術的重要古籍。元代从福建沿海搜集的“海道回回剌那麻”应该类似于伊本·馬吉德航海书。
總之，阿拉伯—波斯古籍和中文古籍一樣，保留了大量東西各國人民在“一帶一路”上活動的歷史紀錄。年6月習近平在“弘揚絲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講話中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關鍵基礎。”那麼如何才能夠實現習近平所說的“民心相通”呢？我們今天研究中文古籍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中有關“一帶一路”的記載，研究東西各國人民歷史上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是促進今天“一帶一路”沿線，特別是中國與阿拉伯、波斯之間民心相通的重要工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中古时代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文献中有关中国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之一。
[1]兰登·华尔纳（LangdonWarner），近代美国著名的探险家、考古学者，也是臭名远扬的敦煌文物偷盗犯。年诞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律师家庭，年入哈佛大学学习，年毕业，年重返母校哈佛大学深造考古学一年。年后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0年在朝鲜和日本调查佛教美术，3年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6年来华为新成破的克里夫兰美术馆收集中国文物。年回到哈佛，曾任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随即组织考古队远赴中国敦煌，剥离莫高窟窟唐代壁画精品10余幅，并盗走第窟彩塑供养菩萨像等。
[2]敦煌研究院解说“莫高窟第窟”（
